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啊？这样的挣扎、悲剧，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当然，你也不要觉得我有多坚强，看到听到这些是十分煎熬的，但我也不能让这些就这么消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所以我很细微地观察这一切。
阿列克谢耶维奇点了一杯绿茶。水添得挺满，她把滤茶器从玻璃杯子里往外拿，不确定该放在哪儿，又搁回去，热水从杯口溢出来流到桌上。她有点慌张，不好意思地笑了。这种时刻让人很难把她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个概念联系起来。
——阿列克谢耶维奇
获得诺奖之后第一次来访中国，是她最近一本著作《二手时间》中译本出版社的安排，在上海书展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参加一系列的颁奖、座谈活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行程已近尾声，她显得有点累。在北京大学的读者见面会上她说：“我是非常喜欢倾听的。但是这段时间我不得不说得更多，所以我已经感到很疲倦了。”
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里，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一个出色的倾听者。形形色色的人对着她掏出心底的记忆，常常是不幸、悲伤、哀怨。《二手时间》就是一本装满了悲伤的书。书里的采访从1991年跨越至2012年。苏联消失了，很多人难以接受。87岁的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自杀，但给救回来了，“本来在奔向社会主义的火车上，人们突然间换乘了另一列开往资本主义的火车。大家嘲笑苏联分子是土老帽，不开窍，他们也这么嘲笑我。”这个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说，“我的时代结束得比我的生命早。我应该和自己的时代共存亡。”
自杀的故事有好几个。她去医院采访了一个自杀未遂的餐厅女侍应，一年后这个女子又自杀，这次成功了。一个年轻的女警员到战争中的车臣去执行任务，回来的是尸体，官方结论是自杀，母亲难以接受。大国解体，接踵而来的是边缘地区的民族、宗教冲突，对牵涉其中的个体来说，悲惨的命运好像没完没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个接一个地倾听、记录、整理、集结，从三四千页的素材里，做出一本书。长久地沉浸在如此消极的信息里，似乎需要某种非凡的能力，但这位安静的矮个子大妈只是淡淡一句：“这就是我的职业。”
“多漂亮的地雷啊”
南方周末：《二手时间》里的访谈从1991年跨到2012年。长年地、反复地听那些抱怨、唠叨、倾诉，大多数是痛苦的甚至残酷的经历，你会厌倦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那么一个外科医生每天给人开刀，他是什么心情？换句话说，这是我的选择。是我想讲述这些，对吧。是我想要写出这一部百科全书，关于我们现在称之为“苏联红色帝国”的那个地方。我就生活在这个地方，对我来说，那些事情并不新鲜。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过去。而且我就是干这个的。我不明白他们说什么（我的作品）“伟大”，这就是我的职业。
南方周末：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采访，因为有它，让你有了写这一本书的念头？
阿列克谢耶维奇：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我其实写的是一整个轮回，从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那时候这个国家很强大，然后她开始崩解，经历了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最终消失。这不是单独的一本书，我所有的书都在呈现这个轮回。
所有这些故事里萦绕着同一个噩梦——一个庞大国家解体了。这里边有太多个人的悲惨命运。很多人受不了同过去告别，这对他们来说太艰难，有的人甚至为此自杀。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啊？这样的挣扎、悲剧，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当然，你也不要觉得我有多坚强，看到听到这些是十分煎熬的，但我也不能让这些就这么消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所以我很细微地观察这一切。
这个题材当然是极为沉重的。阿富汗战争的时候，我去了阿富汗，受邀去参观我们从圣战者游击队手里缴获的武器。那些武器很精良，我甚至对负责带我的上校说：“多漂亮的地雷啊。”然后他说，如果现在有辆装甲车撞上这个地雷，里边的人就变成肉块了。第二天，他叫我去看个东西。我说，“去哪里？”他说：“嗯，让你看看踩到地雷的人还剩下什么。”一副大男人腔调，不相信女人承受得了野蛮战争的气息。
于是我就去了。那景象太恐怖了。他们真的用棍子把人体的碎块搂到一起，这样多少能给死者的母亲带回去点儿什么。我晕倒了，我不是超人。那太可怕！天又热，眼前又是这样的噩梦。这样的经历回去以后当然要写下来。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南方周末：你采访过的很多从苏联时期过来的人，他们一边控诉，一边又很怀念，为什么会这样？
阿列克谢耶维奇：社会主义理念，或者说共产主义理念，这是个好的理念，只是在某个阶段，背离了最初的理念。在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被设计成一种新的文明，许多普通老百姓相信它，比如我的父亲。他是一名教师，他在将近九十岁的时候去世了，到死他都一直相信共产主义。
这些东西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活本身是混杂的，什么都有，有好的，也有坏的。而这些普通人、小人物，他们相信那一切。到头来苏联解体了。真的，他们的回忆很感人。我听他们讲述的时候，哭了一次又一次。有那么一位老人，他发现他这一辈子变得毫无意义，这太难接受了。对苏联那几代人来说，这是非常悲剧的事。
南方周末：1989年你随团访问中国，当时同来的那些作家，现在怎么样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不知道。我印象里他们都是俄罗斯作家。但我们早已四散，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我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有我的一个朋友，我知道他已经在圣彼得堡去世了。因为这三十年，对我们国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许多人，包括这些作家也一样，不是每个人都能捱过去。
生活按它自己的法则过着
南方周末：现在什么书赚钱？你的书受欢迎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怎么说呢，在这些国家，特别是在俄罗斯，民意是分化的。有人支持普京，也有人反对，对吧？民主派活在失落感当中，他们失败了，没有抓住民主化的机会。当然，支持普京的那些人，觉得这本书反对他们，就批评这本书，说它抹黑历史。因为他们想重建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当然他们很难反驳这本书，因为都是真实的证据。
我们到底建造了什么？很多很多的争论。而我写的这几本书里，都有很多此类争论的素材，因为它们记载了真实的生活。
今天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人想要美化过去发生的事情，他们想忘掉那些不好的事，他们想复兴一个伟大的俄罗斯。
南方周末：具体来说，什么叫复兴一个伟大的俄罗斯呢？
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一切要么被摧毁了，要么被掠夺了，国家要重新强大起来很困难。是啊，要是我知道就好了。
南方周末：柳德米拉·马利克娃的女儿尤列奇卡回忆她的维嘉叔叔有一次问她，“现在他们怎么教苏联文学和苏联历史？难道都要忘记吗？”在俄罗斯，现实情况是怎样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很难说，因为有各种不同的书，观点千差万别。当局想要写一本统一的教科书。但是现在也有了一些私立学校。我父亲说过，在他的一生里，历史教科书就已经改写了七次，当然，这就让老师很难办。
宗教也很想要重回校园。这也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因为这个社会已经是世俗的，不希望再变成宗教社会。不好说，是有争论，至于哪一派会赢，我们还不知道。
南方周末：女工叶莲娜·拉兹杜耶娃爱上一个监狱里的囚犯，为此抛下丈夫和三个孩子。这个故事看上去跟时代大背景没有明显关联，相比《二手时间》里的其他故事，它显得特别。
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这个故事跟时代很有关系。这个故事说的是虽然在社会上层，比如说在莫斯科，在圣彼得堡，人们不知道我们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变得很残暴，不像我们当初想象的那样……而在社会底层，普通百姓还是过着他们的日子，什么都没改变，还是种土豆，还是给监狱里的犯人写信。就是说那些宏大的东西完全不触及底层的小人物。
在这本书里我非常想表达的一个看法，就是普通人过日子，对那些关于自由、人权的讨论根本没反应，生活就按它自己的法则过着。政治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只有20%的人卷入了国家发生的这些大事，而另外的80%，一百年前他们怎么过，现在还是怎么过。
至于叶莲娜的爱情，在俄罗斯文化里，女人不是去爱，而更是去怜惜。在这里表现得更甚。歌里不是也唱吗：女人会说“我的可怜人儿啊”。对懦弱者、变节者、悲惨的人的那种怜悯，是延续了几百年的一种文化。这对我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但这个民族的精神里边就是有这黑暗的、有时候危险的一面。我觉得，这也很难改变，他们还在按照十八、十九世纪的准则活着。
南方周末：你写了女警员奥列西娅到车臣执行任务却在那里自杀的故事，你怎么接触到这件事？
阿列克谢耶维奇：奥列西娅的事登在了报纸上，我正是通过这找到了她的母亲。
这个女孩去了车臣，看到军官们在倒卖发财，所有人都在忙着大捞特捞，看到的现状让她很震惊。她之前是相信国家的。这种经历令人绝望。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在边远地区，战争仍在继续。在各个想要脱离俄罗斯联邦的地区，国家体系的末梢都在与当地人发生冲突。
南方周末：《二手时间》这个标题究竟是什么用意？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这代人，那时候构想这个国家的变革，觉得我们会创造未来。结果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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