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句话可能不少人都听说过，它出自于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著作——《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娱乐至死》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在学术圈内，谷歌数据显示它已经被引用了近六千次，超过了绝大多数的传媒类学术作品；而在学术圈外，公众也热衷于用其来批评当前的社会问题。
如今，《娱乐至死》已然是一本火出圈了的书，然而实际上大多数公众理解的“娱乐至死”与尼尔波兹曼在书中真正想要表达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当娱乐新闻铺天盖地地霸占了我们的信息环境时，对社会未来感到忧虑的人往往会高喊道：“娱乐至死！”公众用这四个字来谴责社会的娱乐化倾向，自认为是在传递尼尔波兹曼对社会的警告，但事实上，这是对《娱乐至死》的误用，也是对尼尔波兹曼本人的误解。
在尼尔波兹曼眼里，娱乐并不是错，错的其实是严肃行业的娱乐化倾向。他在书中谈论了大量与电视有关的内容，并且认为如今的时代是属于电视的娱乐时代，而过去的时代则是属于印刷机的理性时代。但这个观点并不代表尼尔波兹曼在否定电视，“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对电视上的‘垃圾’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他在书中特别解释道，“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的文化对话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
尼尔波兹曼也曾说过：“电视只有一种声音——娱乐的声音。”这并不是在批评电视仅有娱乐一种功能，而是在告诫电视制片人以及各类知识分子不要将电视用作他途，即电视只能用于娱乐。倘若尼尔波兹曼看看今天的电视节目，也许他想要批评的并不是《快乐大本营》和《奔跑吧兄弟》，而是《百家讲坛》和《中国诗词大会》，比起纯粹的娱乐节目，那些带有文化内容的节目其实才是尼尔波兹曼否定的对象。
尼尔波兹曼对文化节目的否定正源于麦克卢汉的核心思想“媒介即信息”，即媒体会限制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使“我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对智力的定义随着新旧媒体的更替发生了很大变化。”简单而言，尼尔波兹曼相信媒体外在形式的变化将会影响媒体传播的内容。
该观点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里也有所体现。网络的发达为人们带来了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然而在繁杂的信息海洋中，受众的眼球随时都有可能被另外的信息吸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往往会倾向于发布简短而吸引人的内容，满足人们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和对感官刺激的追求。
尼尔波兹曼的看法确有道理。但私认为，将不同媒介之间的功能划分地过于清晰可能也存在不妥之处。有人说：“尼尔波兹曼是个‘技术黑’。”他对新兴媒介持有悲观的态度，认为只有印刷术才能够承担起传播严肃内容的职责。在我看来，虽然媒介形式的变化会引起传播内容的改变，但新兴媒介也为传播内容提供了新的表达方式，严肃内容不应只局限于印刷术之下。就电视而言，电视也能让枯燥艰涩的科学知识趣味化，从而为大众普及知识，打通了人们获取知识的又一途径。新技术始终是物，而如何去运用的问题，最终仍是落在了人的身上。而尼尔波兹曼对新技术秉持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技术决定论”。
归根结底，《娱乐至死》一书体现的是尼尔波兹曼作为知识分子对传媒界未来的担忧，尽管其中的部分观点带有局限性，但《娱乐至死》对学术界、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让它得以成为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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