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无论是富贾之家还是平民百姓，糖都无时无刻的充斥在他们的生活中，看起来稀松平常而又毫不起眼。但在甜与权力这本书中，一颗颗小小的晶体状蔗糖，背后隐藏着整个帝国的兴衰史，见证了欧洲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耀，不止见证了历史，更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作者西敏司以糖为切入点，巧妙的描述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的过程。以现代人类学为研究方法，开展田野研究，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深入的探讨了糖这一平凡之物的不平凡。
从公元1000年前，欧洲人与蔗糖的联系很少甚至多数人并不知道糖的存在-——即糖对于他们没有“意义”，到17世纪蔗糖为英格兰的贵族富翁享有，成为特权阶级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再到18世纪蔗糖随社会阶层向下流动，进入到普罗大众的日常食物体系中，与其他苦味刺激性食物搭配成为是生活的“不可或缺”并且具备了“好客”等仪式意义，这种特定食物以及特定的进食方式的出现与形成是怎么发生的？它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意味着什么？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又意味着什么？背后受到什么力量的支配？
生产
生产是蔗糖成为社会性食物的首要环节。蔗糖之所以能被人们获取离不开它的生产与供应。于是西敏司首先了论述了蔗糖的生产环节。糖从原产地向外传播，最初是由于阿拉伯的扩张促使欧洲人对糖的认识开始发生转折，而后十字军的东征给了欧洲人亲身接触新鲜事务的机遇——认识了蔗糖，这也就是政治层面的征服带来经济作物的传播的过程，而不同的权力运用方式以及政治行为也带来了蔗糖生产情况的不同——基督教徒控制下的蔗糖生产日益繁盛，而阿拉伯控制下的地中海制糖业却日益衰落。与此同时，大西洋诸岛制糖业开始发展起来，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不列颠等国轮番上阵，抢夺蔗糖生产的主动权。17世纪起，不列颠荷兰法国陆续建立起了加勒比种植园，这以后新大陆的蔗糖种植园逐步发展起来，。这之间，英国蔗糖生产版图的日益扩张正是不列颠帝国扩张在物质上的反映，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从建立起殖民地、捕获奴隶、集聚资本、保护航运以及所有实际消费都是在国家政治力量的保护下进行的（国家的统治者以及权力阶层因之受益而提供保护），显而易见，这些都是伴随着强烈的政治意味的。
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巧妙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可以说，殖民地的全部经济活动都在为宗主国的经济利益服务。可以说“汝之蜜糖，彼之砒霜”，英国人的“甜蜜”是以殖民地劳工——后来奴隶制建立发展为美洲奴隶与非洲黑奴的“苦涩”为基础的。殖民地种植园的生产产物为宗主国享有，而宗主国廉价的工业制品又大量倾售给种植园的劳力们，显而易见，在殖民地建立的种植园系统是宗主国有心构建的整个经济体系的关键所在。那么在这里，种植园经济的探究与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实行奴隶制，奴隶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并且没有丝毫话语权与经济地位，自身就被视为一个商品在种植园主之间、奴隶贩卖者之间论价出售。种植园农业体系的投入形式和收益形式都比较稳定，意味着几个世纪寄来的生产劳动模式都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并且劳动生产率也几乎没有任何提高。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学者研究视角下，种植园经济是一种简单的“商业投机”，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种植园经济不能脱离世界经济来考虑。殖民地经济与资本主义的起源有着紧密的联系，殖民地的市场提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又促生了资产阶级的资本化过程和无产阶级的产生。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航海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兴起，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因此，殖民地经济应该被视为一场伟大的“商业革命”或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做早期资本主义，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联系起来。
蔗糖生产的扩大伴随着蔗糖需求的增长，国内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步认识到底层劳动人民扩大的蔗糖需求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对糖的消费需求促进无产阶级对工资的需求，从而增加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他们鼓动议会宣称无产阶级工人们拥有以最廉价的价格获取蔗糖的权力，重商主义及不人道的奴隶制应被取消，取而代之的应是自由贸易，允许其他各国的蔗糖产品进入到英国市场。这样以来，以奴隶制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勒比蔗糖工业被在海外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替代。蔗糖生产的发展路径事实上的成为资本主义宏观总体进程中的一部分。
消费
生产的另一端便是消费，蔗糖的消费史更加纷繁多呈。现今我们在超市消费，超市货架上的摆放后面就有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不同厂家的竞争与经济利益的博弈，而蔗糖这个被纳入欧洲人们的食物选择的货架背后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势力的竞争与博弈。从欧洲人自给自足（生产与消费一体化）到欧洲人将蔗糖、咖啡、茶等“舶来品”纳入日常饮食体系，中间的历程不过区区两百年。任何一种物品的消费都伴随着意义的赋予，不过在蔗糖这里，外在意义与内在意义是分离的，外在意义是大力推动蔗糖生产的蔗糖既得利益者赋予的，而内在意义是后继的。糖最开始稀有而珍贵，尤其是在蔗糖地中海生产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蔗糖的消费为王权贵族及富翁阶级独占。这种“独占品” 就自然而然的给糖踱上了社会分层意义，是政治经济地位的强烈体现，而这些特权阶级的炫耀式消费——以奢侈虚华的糖雕为登峰造极，也向相对于他们的底层人民传递了统治的意味。此时，底层的人们有对糖的渴望，但昂贵的价格却让他们望而却步。蔗糖消费量的不同和消费上的差异，反映了一国之内人们在社会和经济上的分化。蔗糖的这种社会等级层面的象征意味被顺延下去，中产阶级争先效仿企图通过消费来实现象征意义上阶层上大提升。在这种意味上，人们的消费在此刻似乎被一张巨大密布的网所包围，嵌入在国家既有的政治经济体系中，被深层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操控者。
随着糖变得丰富廉价，糖由一种象征物逐渐的变为利润之源，糖越来越多的被下层消费者享有，糖在广泛多样的用途上被广延为“好客”等意义，这样仪式性的意义是消费者特定政治经济地位的反映。这时种植园经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又一次显露出来，蔗糖为宗主国城市的劳动者阶层提供了廉价的替代产品，通过对劳动者能量消耗和生产能力方面的正面影响，这些替代性食品在稳定资本主义的收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权力
书中作者引述了戴维斯对于“茶与糖”的需求所发出的一句感叹，大致意思是，普通人居然不得不把他们从地球两端进口的商品，当做他们的日常饮食，这是十分奇怪的事。而这种横跨地球对甜的需求，建立在权力运作的基础上。最初糖的供应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于是国家出台对西印度岛利益的保护政策以及实行差别关税。同时，特权阶层及富人对糖的消费涉及了社会合法性、社会从属关系以及社会区隔，这大概是意义和权力联系最为明显的地方。而在普通阶层对糖的消费方面，一方面由于国内税务累累以及飘渺不定的战争形式使得国内生产的食品价格高涨导致消费不起，另一方面又是蔗糖价格的不断下降，消费者自然投入了糖的怀抱。糖此刻成为了国民消费品，供应糖似乎成为了一种爱国的义务。国家构建政治经济体系去保证蔗糖的供应安全，此时显得十分正当，保护了国民的利益、满足了国民的需求、保证了国民选择的自由。实则，相对应的，一方面价格或者说对糖的特殊癖好并不足以解释国民对糖水涨船高的需求，另一方面国家实际上在引导劳动者对糖的需求以符合新兴的资产阶级的需求，是一种权力的软性应用。伴随着经济政治秩序的巨大变革，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带来，越来越多的人们与生产资料分离成为了表面“自由”的无产阶级，他们过往的时间安排被工业生产模式打破，新的时间安排、新的劳动方式使得人们既被迫又自由的选择了便捷的、能快速补充能量的新的日常——这其中包括了蔗糖与其他食物的搭配。国家迈向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劳动者们被教会去吃那些准备起来更为简易快捷的食物，并且消费更多的糖。统治阶级终于意识到，假如对劳动者们充分地加以刺激，诱导他们开启新的欲求，劳动者有着提高自身生产力的潜力，而这也是服务于经济利益与国家机器。
蔗糖生产-消费链的两端，一方面是西印度群岛以非洲努力为劳动主体的种植园经济，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英国劳工阶级，而这一切都包含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综上，整个蔗糖史是开发新大陆的财富史，更是充满剥削与压迫（无论是奴隶还是无产阶级）的权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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