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一份针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时的庭审观察报告。书中详实记录了她对此次庭审的观察，以及对其正当性的疑虑，充满了对正义的思索与对人性的拷问。但是这篇庭审报告时发表后阿伦特遭遇了空前的骂名和人生攻击。因为书中提出了两个“破天荒”的观点，其与当时人们普遍的舆论相左。第一，阿伦特认为，亲自参与了毁灭集中营数百万犹太人的艾希曼，既非生性凶残冷血或心理变态，也无任何针对 犹太人的深仇大恨，而只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 由此，阿伦特以 “恶之平庸”代替了关于纳粹的恶魔神话。第二，在否定了艾希曼的恶魔神话的同时，她又揭发了犹太人的受害者神话，指出屠杀犹太人计划的顺利进行与犹太人委员会的合作、犹太人自身的不反抗不无关系。
书中，艾希曼是经由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至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也就是审判地点是以色列的地方法院而非国际法庭，不仅绑架手段的合法性存疑，法庭的审判资格也存在问题。于是阿伦特在作品开篇就咄咄逼人，这究竟是在正义之殿中进行的审判，抑或仅只一场赚足眼球的“庭审秀”？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究竟是希望通过正当的方式实现正义，还是只想对历史上的反犹主义进行“总清算”？
作者这两个尖锐的问题的提出并非无根浮萍。一些少有人注意到的事实是，在以色列，犹太人不允许同非犹太人结婚，跨族婚姻的子女被定为杂种，非犹太女子诞下的子女既不准结婚也无法入葬。在经历被反犹主义所包围、残害的年代后，此时犹太人的民族意识更加高涨。阿伦特无疑对助长这种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持反对态度：“犹太国的政治领袖本—古里安总理若打算强化这种“犹太意识”，可并不明智；因为实际上，认识层面的改变乃是以色列建国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通过理解阿伦特对这种价值观的反感，也就理解了她认为二战中的大屠杀并不只是反犹，而是反人类的主张。因历史溯源，宗教及经济等原因，反犹主义长盛不衰，二战中的大屠杀被视为其中最严重的一笔。阿伦特坚持认为这是严重的误解，应看到奥斯维辛恐怖的本质是反人类。
所以阿伦特坚持不懈地追问耶路撒冷审判的正当性，也不断叩问在国际法庭受审的可能性。因她认为一个国际法庭不会局限地指控艾希曼停留在“对犹太人民犯罪”层面上，而是将控告艾希曼的罪行上升到反人类的高度上。阿伦特以世界公民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认为将二战大屠杀定义为“反人类”而非“反犹”有其必要性：能促使世界反思人类历史这沉重的一课，因为这种“反人类”罪行不仅仅会发生在犹太民族身上，而是在何处都可能上演。思及此，她的视角跳出在这场审判中“反犹主义”的价值观，将思考的层面上升至全人类。并且阿伦特认为在未来社会，纳粹罪行依然可能重演。因人口爆炸与科技发展，当大量过剩劳动力出现时，恰好存在类似原子能这种通过“毁灭”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当然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普遍无思，缺乏作为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仍在上演，这一切极易促使极权主义发展的新形式——技术极权主义、数据极权主义的形成。
而对于艾希曼个人的审判与罪责，此处就涉及到令这部作品副标题：“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在阿伦特的描述中，艾希曼并非危险、狡猾、嗜血的杀人魔头，他只是一个漠视语言与思考，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正常以及平庸，恪尽职守的党卫军成员而已。科层制下他是高度理性化的服从上级命令的政策执行工具，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他又是毫无理性科研的施暴机器。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警示，因其指出在极权主义环境中，你我都可能成为其中的任意角色。极权政府的本质，就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实际上，让所有的人失去思考，让整个社会只有一种统一的思想，才能维持极权制度的存在。
这可以联想到我国文革时期。文革十年浩劫不仅仅是对民主法治的践踏，更有着人性的扭曲与泯灭。人性的弱点以及人性的优点更全盘构成运动中可怕的动力。一面坚定忠诚的服从，贯彻执行政权的决定，寻求政权当局的认可；一面借着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做实际上服务于私欲的事。文革运动中人人身穿军装，这身绿衣有如同电影《变相怪杰》中的绿面具一般的功能，可以把自己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本能本性尽情释放出来。人人打着为革命事业奉献的口号，执行党中央的伟大指令，做污蔑侮辱甚至残害他人的事，这时社会既有的道德标准不复存在，整个社会以抓反革命分子的数量、打压反革命分子的程度为绩效，为单一价值导向，在此之下，道德的失守已有决堤之势。各种“坏人”粉墨登场，而当大幕落下，人们平静下来，真不能相信自己会干得出如此“坏事”。平常的友邻、相敬如宾的夫妻、亲密无间的朋友，互相之间竟都反目成仇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被打破，成为分散化、原子化的个体。
人因其丰富的感情色彩（即人性）而成为高等动物，尤其是中国社会长期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影响，“克已复礼”；但其实每个人骨子里都具有最原始的最赤裸裸的人性，即使是饱学诗书的文人学者也一样。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因素激发了人性中的最丑恶部分欲望，形成社会上以害人为乐的普遍心态；什么使人放弃思考，全盘接受政治系统构建宣扬的意识形态；我们还应该明确的是政治一旦丧失人道主义精神，无论在中国社会或是其他任何文明社会，悲剧都将重新上演。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也在于此，社会彻底的政治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国家之外，而国家政治运动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轻易吞噬个体，用集体的理性去压制个体的理性。而集体理性是匮乏的，失去了理性和道德限制的个体很容易被政治口号鼓动陷入盲目，此时形势的发展与走向即使是运动发动者本身都难以控制，就像电影《浪潮》里无法控制局面的老师——通过构建某个意识形态，规范生活的方方面面，勾勒出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一个唯一的群众性政党，足够的动员，一场极权主义实验变成了现实。在我看来，集体道德的沦丧，人们的“无思”与缺乏反省，使得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集体就如同一艘庞大的船行走在惊天骇浪之中，丧失了道德的灯塔，最终将被巨浪覆灭。
针对艾希曼的审判全程，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其人在“最终解决”中的所扮演的角色被控方大大夸张化了。也正是因为对判决过程的质疑，阿伦特被许多犹太人抨击为“为艾希曼辩护”“新时代的纳粹”。其实，阿伦特对于判决过程中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法官们的正直、实事求是、以及为将审判维持正常基调而不至于滑向闹剧所做的努力给予了肯定。也列举了此次审判取得的巨大成果：这场聚焦反犹太民族罪行的审判，不仅对战争罪行与‘非人道行为’作出了足够清晰的划分，从而为未来的国际刑法典添砖加瓦，而且还澄清了‘非人道行为’（尽管目的众所周知都具有犯罪性质，如通过殖民进行扩张）与（目的和意图都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之间的区别。第二，阿伦特绝不反对艾希曼应当处以死刑，她认为艾希曼由于积极协助种族屠杀而理应被抛出人类社会之外，死刑乃必然结果。
但阿伦特依然认为耶路撒冷法庭是一败笔，主要出于三点：如何解决战胜国法庭妨害公正的问题、如何明确定义‘反人类罪’、如何正确认识犯这种罪的新型暴力犯。也就是说即使艾希曼最后的结果是死刑，但是也不等于实现了实质正义。她认为对于这场判决而言，只有基于以下判词判决死刑才能成其正义——在政治运作系统里，作恶的行为不管有没有直接出自个体的意愿，即使是出于机械的服从，只要个体进行恶的行为，就需要得到应有的惩罚，平庸的恶不因平庸而其恶劣程度有丝毫的折损。也只有如此方能警醒之后的世人，拒绝“无思”，从而完成这场判决的真正使命。
在施暴者恶行滔天的另一面，受害者犹太人的做法也给人警醒。阿伦特提到他们像羊群一样走向屠杀的羊圈，整个过程所谓的“牧羊犬”纳粹甚至不需要驱赶而只需注视。在集体赴死的路上，个体对自由和生命的重视也唤醒不了他们反抗的意识，或者说此时个体意识也烟消云散了，只剩下温顺与服从。此处可联想到一部电影《鬼子来了》，片中像羊羔一般温顺善良的村民以为自己对俘虏半年的照顾能感化日军获得粮食，但这种善良是真正的善良吗，能达到一个好的结果吗？答案是确定的，不可能，正像影片结局村民被屠杀一样，在政治面前，不讲什么感情。要知道坏人是永远得不到所谓的感化的，更不要幻想他能让渡一些利益或者双方能实现利益共享，究其原因，是由于价值体系有别，坏人只认同于强者的正义故也只可能会服从强者，也就是说在施暴者面前，屈服只意味着没有尊严的灭亡。反抗才是唯一的出路，它带来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有尊严的灭亡，二是有尊严的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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