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是社会公众的集合，他们应该是国家公共事务的参与者，而不是公共事件的旁观者。”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Jay Rosen（杰依•罗森）教授就曾如此描述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地位。事实上，忽视受众的现实参与能力一直是新旧媒体的通病。但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似乎有所改变，不同媒体都在尝试用多种方式来提高受众的参与度。其中，媒体对“解困式”新闻报道方式的尝试不仅让受众参与了新闻生产，更提高了其社会责任感。
受众：从新闻围观到新闻生产
2008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伯恩斯坦提出“解困式新闻”概念，相较于只关注社会问题本身的传统新闻报道，“解困式新闻”更注重于报道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在此过程中，媒体又格外重视受众的参与。从某种程度说，在“解困式新闻”报道中，“受众主动性”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媒体通过“设置大众议题、引发社会讨论”有力地培养了受众的社会责任感。
2010年12月20日，交流谈话类节目《我们圆桌会》在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式开播。栏目每周除了邀请专家学者等权威性人士参与录制，还会邀请普通市民就城市民生问题进行对话沟通。杭州政府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栏目共播出895期节目，涉及625个城市公共话题，各界参与嘉宾一万多人次，嘉宾中的大多数都为杭州普通市民。2016年杭州G20峰会期间，《我们圆桌会》栏目组先后组织了14次以城市建设为话题的现场讨论，为城市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而普通民众在其中起着绝对主导地位。针对其中的“城市噪音污染问题”，《我的圆桌会》制作了一档名为《城市降噪“拉锯战”如何终结？》的节目。在节目中栏目组就西湖边部分市民缺乏公共意识等城市管理难题向社会征求意见，节目播出后杭州市民纷纷投身于城市治理之中，为解决噪音建言献策。这种市民与政府共同协商的方式不仅解决了一系列棘手的城市问题，更激发了市民参与社会共治的热情，培育了市民的社会责任感。
市民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离不开媒体的“推波助澜”。同样，国外也有民众参与解决问题的媒体平台。近几年，美国《西雅图时报》开辟了关注公共教育的版块《教育实验室》，在揭露华盛顿州存在的教育问题时，记者转变思维方向，不再专注于通过采访报道那些表现差的学校，而是尝试通过民众寻找一些正在进步的学校的消息。他们还试图通过民众征集可参考的、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受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信息接收者，要培育社会责任感，媒体需要给予受众一个参与新闻报道的平台，加强受众对自己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角色认知。受众通过参与能学到必要的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履行职责。
“受众中心”和“议程设置”
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对受众而言，媒体不仅是信息提供者，更应是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者。在媒体对培养者这个角色的适应过程中，“受众中心论”理念和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具有很大地推动作用。
“受众中心论”强调一切传播活动都以受众为中心，尽管其在提出之初饱受争议，但在现代媒体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各大媒体为了扩大受众群，逐渐考虑到受众的本体地位，将受众置于传播活动中心，在此过程中，受众的社会责任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解困式”新闻报道为例作分析，2007年，杭州光复路上一幢老旧居民楼进行了危旧房改善，可在最后三户居民的厕所分配上遇到了难题，因为面积、朝向、远近等争议，三户居民矛盾重重。杭州日报率先推出首篇报道，呼吁“既然政府花钱办了好事，咱们老百姓一起动动脑筋，想想办法，让好事办好”，接着多家媒体也纷纷通过开辟民众参与通道，收集建议方案的举动来提高受众参与感。一个月内，上万名市民投票、跟帖，最后总结出六种解决方案，这三间厕所最终得到了合理分配。该报道中杭州媒体以受众为中心，在扩大受众群的同时给予了公众发挥社会主人翁作用的机会，培养了受众的社会责任感。
从某种程度说，“受众中心论”是媒体培养公众社会责任感的前提。现阶段受众通过参与新闻报道履行了社会职责。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受众参与水平还很低。比起参与，媒体更愿意主动地发挥其“议程设置”功能来培育受众的责任意识。
2016年恰逢美国四年一届的总统竞选运动，大多数美国民众对“驴”“象”竞赛早已司空见惯，但媒体的大力宣传还是提升了美国民众参与国家大事的兴趣。在媒体的包装下，两位候选人成了“新晋网红”，纷纷赢得了更多关注。媒体利用“议程设定”功能的集中报道吸引了民众更多的注意，民众在积极参与投票的同时，也自觉承担了关注国家大事的社会责任。
同样，国内的《新闻联播》栏目也是通过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完成了对受众社会责任感的培育。《新闻联播》作为我国新闻节目的旗帜，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节目特色：弘扬社会责任论。例如《新闻联播》在播出过程中经常通过对国内好人好事的报道来弘扬社会正能量，培育受众社会责任感。然而，新闻报道策划是新闻编辑选择某些报道选题，并为了使这些报道获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对新闻传播活动进行规划和设计的行为，即利用议程设置功能达到培育受众社会责任感的目的。除了《新闻联播》，近几年媒体对热点新闻，如药家鑫案、郭美美案的报道都应用到了议程设置功能。媒体在对新闻进行报道的同时，通过对公众关心的话题进行“议程设定”，引导公众进行讨论，有效地强化了受众的社会责任意识。
弥补己短，发展己长
近几年，媒体培养受众社会责任感的行为成了一种趋势，但在其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质疑。许多网友表示，媒体培养受众社会责任感的初衷是正确的，但在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却难免出现新闻客观性缺失的情况。
2014年8月14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一则名为《港岛罗便臣道塌树压死孕妇 胎儿取出情况危殆》的报道引起市民极大关注。香港各大媒体在报道事实的同时，也在探讨问题的解决途径。部分受众就“如何解决树塌问题”给主管部门提建议，称要为树木立法。但立法要经过一个漫长历程，而且后期的责任归属问题也难有定论，意见中存在着民众某些不切实际的主观想法，这难免与“客观叙述事实”的新闻理念产生冲突。
美国作家大卫·伯恩斯坦对此表示媒体在新闻报道时需要运用客观的数据、证据、学术研究成果等对解决措施中存在的理想主义进行修正，这也成了众多媒体机构努力的方向。在许多人将“解困心理学”与“宣传报道”“软广告”划等号、质疑其客观性之时，大部分专业媒体机构都很重视对信源的选择。黑龙江大学的于泓洋教授通过对66篇“解困新闻学”报道的解困方案分析后发现92.4%的解困方案由实施解困者提供，其次是解困方案提出后的直接受影响者。
尽管媒体培育受众社会责任感的行为有时会被质疑失去了报道的客观性，甚至被指是“宣传的附庸”，但该举措依然有可取之处。媒体关注的不仅仅是受众的“认知”，更是受众的“行动”。正如《犹他新闻报》首席编辑Paul Edwards所说：“你通过你的叙述将你遇到的问题的潜在的解决方案提供给读者，这是在‘赋权’给他们。”《我们圆桌会》节目开办七年来，各界民众的决策参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四十多个城市政策的制定，节目中民众提出的不少建议方案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采纳。从培养受众群体的角度来看，受众通过参与可以将理念付诸行动，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真实问题。
此外，在受众对媒体“承包”新闻全过程产生“审美疲劳”的时代大背景下，部分媒体通过培育受众社会责任感也可以增强受众粘合度，推动媒体转型升级。美国的《犹他新闻报》在网络媒体的冲击下于2010年解雇了43%的员工，但在尝试受众参与的报道方式后，其2013年的发行量较上年同期增长15%。这无疑为部分媒体转型升级、扩大受众群提供了一条破局之路。
媒体培养受众社会责任感的行为在其发展过程中虽伴随着一些质疑，但在现代新闻传播活动中，受众的社会责任已成为大众传播中的重要研究课题。一次成功的新闻报道主要责任在媒体，而基本的社会义务在于受众，媒体对受众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能力正成为评判报道成功度的一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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