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0日，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入乡问法”社会实践队伍开展实地走访实践活动。了解广大农村社会中的法治问题、为进一步的实践研究提供丰富的佐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法治建设得了可喜进步，农村依法治理工作成效明显。一是三十多年来制定和颁布了20多部农业法律、60多部农业行政法规、460多部部门规章以及一大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推动“三农”工作步入了制度化、法制化轨道。二是经过三十年有计划、有组织、持续的普法活动，“法律进乡村”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基层干部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能力不断提高。三是村民自治组织体系进一步健全，普遍实行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务公开、民主理财得到广泛推行，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机制不断优化。四是以司法所、派出所、法庭和其他基层机构为主的法律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农村法律保障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的执法司法环境、社会治理环境不断改善，农村社会总体保持安全、和谐、稳定。
但与城市法治建设相比较、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比较、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相比较，农村法治建设总体仍然薄弱，有的方面还严重滞后，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农民法治意识、法治观念仍然淡薄。在农村，普法学法相当难，一些地区成为普法的“死角”、“盲区”，群众很少接受法律的灌输和熏陶，“讲人情、讲关系”的思想普遍存在，“遇事找人”成为习惯。很多农民不清楚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在自身权益遭到侵害时，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小纠纷演变成大案件、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犯罪时有发生。二是用法难、执法难。“用法难”，一个是不懂法，一个是用不起法。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不学法、不懂法，法律知识缺乏，法律素质偏低，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依法搞经济建设、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不高。从普通群众来看，法律意识淡薄、用法意愿低，往往信官不信法、信权不信法。另一方面，用法程序多、耗时长、费用高，群众无法及时获取有效的法律帮助，形成“有法难用”的困局。“执法难”，主要反映在受长期以来形成的“法不责众”思想的影响，在极少数地方抗法现象时有发生，行政执法、司法执行难以顺利落实，良好的法律没有完全通过公平有效的执法行为得到体现，降低了法律权威。三是信访不信法。农村涉法涉诉信访呈现出多样化、诉求利益化、过程长期化、缠访闹访常态化的趋势，一些信访人往往寄望于通过领导干预争取利益最大化，有的讨价要价越来越高。有些上访群众有极端化倾向，甚至丢下农活缠访闹访、敏感时节集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影响农村法治建设。四是封建迷信活动在一些地方还比较盛行。有些地方盲目兴修寺庙，有的打着宗教的幌子，从事封建迷信活动，对人们思想形成束缚，对老百姓观念形成误导，影响着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一些邪教组织在边远农村地区时有活动，对法治农村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五是一些边远农村家族势力、宗族势力左右农村局面的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农民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不是求助于法律，而是依赖家族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尤其在一些偏远地方，有的以家族势力对抗基层政权、干涉执法司法，个别还出现了家族式、集团化犯罪。同时，利用婚丧嫁娶、升学乔迁等各种名目大操大办在农村成风，人情消费令老百姓不堪重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事务管理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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