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的时光倏忽而过，“梦启湄潭”支教团迎来了在湄潭度过的第一个周末。带着对那段烽火岁月的感怀和对风雨西迁的思考，2019年8月10日，支教团踏上了寻访浙江大学西迁之路的旅程。
支教团来到了位于浙大广场的文庙，即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陈列馆共有分布在东西庑和钟鼓楼的六个展厅，分别为“漫漫西迁路”、“遵湄办学史”、“竺公风德颂”、“求是群芳谱”、“今日求是园”、“湄杭情谊深”。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展厅大门渐次开启，一条艰辛而又坚定的浙大西迁之路呈现在眼前，历历在目。
从陈列馆中珍贵的史料中，战争年代的千钧一发间瞬息万变、西迁路上的百经周折动荡不安，都窥见一斑。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得益于浙大师生对求学的不懈努力、对知识的看重与珍惜，许多珍贵的文化典籍和文物得以保存下来，不被炮火侵袭。那种“读书不忘救国”志向和情怀，也深深地触动了当时的湄潭人民，使他们挪房腾屋，只为给浙大师生留出一个可暂栖身的落脚之地。
从杭州到遵义，是文军几千公里的漫漫征程。说到浙大西迁，就不得不提到在其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竺可桢老校长。在湄潭办学的艰苦岁月里，由于医学条件的简陋和药物的短缺，正当竺老校长忙于勘察第三次迁校新址时，他的次子竺衡和夫人张侠魂相继病逝。他陪伴浙大走过最艰难的时期，在亲历这样的悲痛后也没有停下脚步。
竺老校长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学术研究和浙大的办学，在他担任浙大校长的13年之中，浙大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 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最多时达30个系）、10个研究所。当时在校的教授和学生，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后来几乎全是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在久别遵义二十一年后，竺老校长也将对湄潭的怀念和感激化成了一首短诗。手稿现存于陈列馆中，伴着楼外奔腾不息的湄江碧水，长久留存。
1938年在广西宜山，“求是”的校训被正式确定下来，浙江大学校歌也在此时谱写。这首由著名国学家马一浮教授作词、著名作曲家应尚能教授谱曲的“大不自多”，如今悬挂在陈列馆的墙上。看到这熟悉的曲谱，支教团成员们不禁轻轻哼唱起来。
遥想当年，浙大师生们在湄潭的茶馆里借光夜读，老板娘那一碗茶水的情谊，帮助一个个学术成果从艰苦中破茧而出，更是成就了浙大“东方剑桥”的美誉。这一场“文军长征”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留存了星星之火，浙大也与湄潭结下了不解之缘，渊源长远延续至今。
在广场边，还矗立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司令部的旧址。在遵义，文军与红军长征的足迹巧妙地重叠在了一起。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遵义会议。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历史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知古鉴今，当年的红军战士和浙大师生们不畏艰险的精神和崇高的信念，都值得每一个当代青年学习和推崇。
西迁之旅是浙大与湄潭之间一段永不可磨灭的记忆。如今走在湄潭的大街小巷，“求是路”“可桢桥”、“浙大路口”诸如此类的路标比比皆是。浙大带来的精神与文化已渗透进湄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作为浙大学子，不仅仅应当将这两个问题熟记于心时刻叩省，更当砥砺前行，不辜负问题中寄托着的厚重期待和殷切盼望。
（文/柳成荫 图/周玲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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