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星
2018年10月30日，当代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在香港逝世，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文悼念送别这位武侠小说界的泰斗，微博网友@第四人称Ricky评价：“是金庸创造了江湖，金庸已逝，江湖已远。”“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概括的不仅仅是金庸先生的毕生心血，更是一代中国人梦中的江湖。回首金庸的传奇人生，除去小说家的身份，不为当代人所知的，是在报业“江湖”中踽踽独行，仗剑天涯的另一个他。
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有着“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荣耀的望族查氏，本名查良镛，“镛”字拆开做了笔名，写作“金庸”，而也就是这两字，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所谓“望族子弟多龙凤”，在初中三年级时，他就与同学合编了第一部作品《给投考初中者》。与报纸结缘是在1946年11月，当时，报人金庸进入位于杭州的《东南日报》做外勤记者，主要负责一些国际知名广播的收听，并将它们译成新闻稿。一年后，因为战事即将结束，金庸最终辞去了工作，选择在东吴大学法学院继续求学。后来上海《大公报》公开招聘国际电讯编辑，金庸由此进入了《大公报》。
《大公报》对金庸的意义就在于它即成就了报人查良镛，也把“查良镛”变成了一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1948年，金庸随着《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胡政之到了香港并参与了港版《大公报》的建设，随后又被调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正式以“金庸”为笔名发表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然而金庸在武侠小说事业起步的同时，身为报人的金庸却与自己的“老东家”《大公报》上演着“虐恋情深”。其实，金庸早在上海《大公报》总部任职期间，就曾发文批评过议会体制问题，后遭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到了香港，金庸仍随时保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的态度，由于中国大陆大搞跃进，弥漫着浮夸之风，他就及时关注到苏联模式的弊端，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批评当时的急躁冒进、个人崇拜的风气，甚至不惜为此与左派报人代表曹聚仁论战。在后来中国的援非行动中，金庸再次以笔为剑，写道：“中国人连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还怎么去援助别人。当务之急应该是让老百姓有粮食吃。”金庸公然与《大公报》中的左派分子为敌，这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大公报》的隔阂。
后来，金庸在《明报》上发表关于批评陈毅的言论的文章时，言词激烈引起了当时左派报纸的强烈不满。其中更是以《大公报》为代表，在上面连续刊登了《光荣轮不到他们头上》等多篇文章对金庸进行批斗，使金庸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金庸的《明报》也成了各大报纸口诛笔伐的对象。后来，金庸将他与《大公报》之间的渊源反映到了武侠创作中，在《倚天屠龙记》中写下了张三丰与少林派的恩怨情仇，在《天龙八部》中写乔峰只身一人大战聚贤庄的情节。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称的香港专栏作家陶杰这样评价金庸：“他犹如一棵参天大树，他不需要写自传，他写的每一部武侠的主角，就是他的自传。”每一部小说中都有一个大侠，每一个大侠都来自于金庸，无论是写作、办报还是论政金庸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侠义之心。
《明报》创立之初，金庸一边将其当作是与左派报纸论战的根据地，一边发表着自己的政论思想，其中最有名的是“要裤子还是核子”的争论。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比喻性地说道“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而这句话却被日本媒体称作“宁无裤子，也要核子。”随后金庸在《明报》中发表社论《宁要裤子，不要核弹》其中写道：“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后来外交部长陈毅也接受了金庸的批评，并说：“金庸先生批评及时，坚持造核子是没错的，但不应该发表太过于片面的言论，作为外交部部长，不适宜这么讲。”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由于中共的严重左倾和三年自然灾害，大陆大量难民涌入香港。针对当时的“难民潮”事件，许多媒体都不敢正面报道大陆政府，而金庸却铁肩担道义指出“反对中共的某些政策并非反党反华，我们更应该关注底层群众的需求。”金庸曾多次声明：“《明报》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作为一个媒体人，他始终坚持着“不党、不买、不私、不盲”的信仰。作为一个政论家，他也始终坚持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金庸在《明报》发文探讨关于香港未来局势，也就是这篇极具预见性的政论获得了香港民众广泛的认同，他热烈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并写道：“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要看他能不能为百姓带来幸福”。
以热诚 以热爱 放尽异彩
在上世纪中叶的香港，本地人、殖民者、偷渡难民鱼龙混杂，市民文化蓬勃发展。尤其是1954年香港民间的一场武术比赛，让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十分触动，于是他决定让左派报纸开辟武侠小说专栏来吸引人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新晚报》成了试点。最开始是金庸好友梁羽生在写，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连载完毕后，急需另一篇顶上，金庸当时为了“江湖救急”连载了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1958年金庸又在《香港商报》连载了《碧血剑》，一年后《射雕英雄传》一炮而红。
小说的成名为《明报》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初中同学沈宝新给金庸提意见，说：“与其在别的报纸上刊登小说不如你自己办报”，于是在1959年金庸与友人沈宝新凭着仅有的10万元港币自立门户创立了《明报》。
当时大部分人为了看金庸的小说而关注《明报》。初期的《明报》牢牢抓住这一点，以市井化为导向，以底层普通百姓为受众，以小说和娱乐资讯为主，走市井小报路线。因为明确的经营路线和正确的经营手段再加上金庸的武侠小说和沈宝新的广告如同是锦上添花般使《明报》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可后来与左派报纸的论战使《明报》陷入了第一个困境，销量不景气，亏空也相当严重。“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明报》的老职员回忆道。挚友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着金庸的武侠小说。”当时的金庸，白天连载《神雕侠侣》，晚上就写社评；白天在虚拟的江湖中鲜衣怒马，肆意快活。夜晚在与左派报纸的斗争中以笔为剑，行侠仗义。
“如果没有金庸，也照样有人在香港办文人报纸，但品味不一样，《明报》体现了金庸的品味。”作家张奎阳在《金庸与明报》一书中评价道。当时的香港报业假新闻泛滥，刊登马经、赌博、黄色小说、色情广告的新闻更是数不胜数。为了迎合读者兴趣，对社会上发生的劫杀、车祸、桃色事件往往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报道也是家常便饭。如此现状，也迫使金庸开始从新审视《明报》的定向和受众。成败具萧何，于是有关于“难民潮”事件的社论报道成为《明报》转型的契机，金庸决定将受众聚焦到知识分子身上，《明报》也由原来的小市民报章提升为有内涵的知识分子报章。核心内容也从小说转为了政治评论，金庸的政论使他能够自由游走在大陆、港英与台湾之间纵横捭阖，指点江山。
到1962年《明报》的发行量已达三万第二年达到了五万，在之后的十年动乱时期，《明报》又增开新的板块，取名“北望神州”，报道有关大陆的动态满足了港人对大陆信息的需求，《明报》一时间成了有关于大陆消息的权威发布者。到1988年《明报》的日销量已达十一万，《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报》、《信报》、《成报》等一系列《明报》的衍生品运营而生。直到1991年3月香港明报集团成立，报人金庸的“帝国版图”就此成型。
金庸“主政”时期，是《明报》最鼎盛的时期，全香港的文人多多少少都会和《明报》或是金庸本人扯上关系。香港经济学教父级人物林山木曾在《明报晚报》做过副总编，后来因为得到金庸的赏识才有机会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言情小说界公认的“台有琼瑶，港有亦舒”，然而亦舒最初也是《明报》的娱记。那个时期的《明报》是香港最有名的报纸，甚至被公认为是港版《泰晤士报》。随着九十年代中期，金庸退出明报集团的最高管理层，从此繁华落幕，经历多番易主，《明报》这颗香港报业史上璀璨的明星，终究归于黯淡。
半是小说家，半是媒体人；半是理性，半是感性，半是浪漫，半是现实。他在《神雕侠侣》中写道“你瞧这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长子的离世使金庸在武侠创作的最高峰选择封笔，开始整理和校对自己的小说，同样一直想摆脱个人办报的金庸，在明报集团上市后不久全身而退。他不再拥有带给他无限光荣的《明报》他砍柴、喂马、周游世界，演讲、主持、出席峰会，自此相忘于江湖。
无论是武侠小说家还是媒体人，金庸始终以热诚，以热爱，尽放异彩。就像他曾说过的“人生就该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开。”此去再无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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