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在1767-1768年，战争接年失利，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渐渐蔓延，万历皇帝借着叫魂危机将战争失利的震怒发泄到地方官僚集团，借此整肃地方官僚，强化专制权力；纵观官僚集团的设置，多为拥有丰富经验的官员队伍，但他们却未在叫魂危机爆发时的关键阶段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皇帝专制权力与地方官僚之间的博弈在所难免。
本书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至第五章，讲述叫魂危机产生的背景；第二部分为第六章至第八章，阐述了对叫魂现象清剿的全过程；最后一部分为第九章和第十章，这部分是对全书的总结与升华，阐明了叫魂背后所含有的隐喻。
之于为何在黄金时代会发生这种骚乱，我将总结如下：
从经济方面来看，万历皇帝统治期间进入繁盛的黄金时代，经济发展迅速，但发展并不均衡，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使民众的生活富足，未使民众安居乐业，相反这种经济的发展将民众致于一个竞争更加的激烈的环境中，生存空间必须要自己来守护。这便导致民众的生存恐惧上升，之于自己生活周围的一切更加充满怀疑，民众在得到的同时也在担心着失去，这种担心促使民众的轻信与盲从；
从社会方面来说，社会人口激增以及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加打破了原有的“熟人社会”，同时由于人们对可以“与超自然事务打交道的人”的潜在认识，对陌生人拥有天生的警惕与排斥，社会上熟人与外来人的矛盾甚嚣尘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社会边缘人最后成为了叫魂危机下的牺牲者；
从历史沿袭来说，民众的迷信似乎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当社会上产生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来摄取一个人的灵魂时，普通民众没有不信的理由，更何况这本身危及了自身的生存安全；
从官员和皇帝的态度来看，官员出于自利的角度，对于地方事务尽可能隐瞒不报，借以地方安定以期望获得皇帝的赏识，以期望得到更高的官职，加上叫魂案件在一开始传播时，官员的盲目自信认为这就是百姓无中生有的态度，使得叫魂案件一开始就处于扑朔迷离的境地；但纸终究包不住火，皇帝还是得以知晓，而皇帝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对于叫魂案件的处理也是自行矛盾的，官员和皇帝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加剧了黄金时代下慌乱。
在读完这本书后，了解到所谓的叫魂实则是一种臆想，并非真实存在，但和尚、乞丐等社会边缘人却要为此买单。从本书的第二部分清剿全过程将社会边缘人为此买单的情况展现无遗。由于他们身份的特殊性，没有明确的身份，也没有稳定的住所，便成为社会上的流动人口，他们身份本身的特殊性就为他们成为那个时代牺牲品埋下种子。之于民众，社会边缘人成为他们为寻求自身安全所做的力所能及但实则无力的反抗叫魂案件的对象，甚至发展到后面，社会边缘人让他们在高度中央集权的环境下感受到权力的滋味，而权力的魅力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如果说不希望拥有权力，那只是未尝到权力所带来的满足感。于是社会边缘人渐渐成为民众发泄的渠道，开始对边缘人滥用私刑，直接将他们打死的情况越发频繁。之于官员，社会边缘人尤其是和尚道士，一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能满足他们一定的经济需求，借以民众对边缘人的愤怒和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可以在他们身上谋利，一开始经济目的明显，但随着叫魂案件被皇帝知晓，官员对民间发生的慌乱不报，导致皇帝对地方官员的信任度越来越低，但官员为保住自己的职位和权利，为挽回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形象，便出现刑讯逼供等方式，这时，边缘人之于官员的政治作用越发显著。皇帝的态度是边缘人成为时代牺牲品的推动力，出现叫魂案件后，皇帝心中已将叫魂与谋反相联系，于是逐步对地方官员施压，要求地方大力清剿，认为边缘人背后还有个更大的谋反集团，之所以如此，是希望引发社会慌乱企图夺权，于是，在对统治权力的担忧下，皇帝对地方逐步逼近，而地方不可能以牺牲社会普通民众来换取皇帝的信任与赏识，便只能牺牲社会边缘人。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揭示了叫魂案件背后的本质与隐喻，叫魂案件逐步演变为地方官僚与皇帝的博弈，也是传统官僚体制与专制权力的较量。
对本书结构进行概述后，接下来，便对思考题予以回答：
1.叫魂案件的背景和所谓弘历统治下的黄金时代为何会发生这种骚乱已在本书概述中回答，此处不再赘述。
2.“叫魂”与削发相关，但为什么在叫魂案发生最初，弘历在处理时，即使在与官员的秘密通信中也尽量避免提及“削发”？
头发在叫魂案中是被赋予了政治意义的。统治中国的满人发式是在剃光的前额后面留着辫子，但头发之于汉人而言是与耻辱相联系的，当时人也许曾由削发联想到阉割，在旧体制之下，男子的人格是以精心蓄留的长发为象征的的；还有一种观点是身体发肤取之父母，削发是一种亵渎。头发在两个民族之间的意义是大相径庭的，但是满族统治中国后，要求汉人服从削发令，以表对当朝皇帝的衷心。而弘历之所以避免提到是由于一旦提及“谋反者”对于削发令的反抗，便会引起社会慌乱，弘历皇帝认为百姓是轻信的，一旦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危机，他们就会惊恐万状，作出暴力的反抗。而这种潜在危险将直接触及大清帝国的权力结构；另外对于削发的不同态度，也反映的是两个民族文化的较量，一旦出现两个民族的争议，将会对现有统治造成不安定因素。于是，弘历在初期处理叫魂案件时避免提及削发是处于稳固满族对于中国的统治。
3.叫魂案在社会引发了恐慌，那么社会结构的底层和上层的反应是一样的吗？为什么？
不一样。社会底层主要是普通民众，他们的反应是害怕恐惧，最后诉诸暴力来发泄对于外来人的怀疑；社会上层可分为地方官员和皇帝及其亲信，地方官员之于叫魂案件所引发的恐慌一开始是隐瞒不报的，后来泄露后只能服从皇帝命令勉强清剿，但这种清剿是难以真正贯彻执行的，一旦有所变化，便及时上报以期望换回皇帝的信任；皇帝将叫魂与谋反相联系，认为这是一场造反夺权的阴谋，对于恐慌的态度是矛盾的，既希望不影响无辜者，又希望能肃清反叛者。
不同的态度主要是由于其社会身份的特殊性造成的。之于底层民众来说，叫魂案仅仅威胁到的是他们的人身安全，是对自己生活的危害，自然发展到后面会将威胁到自己生存的边缘人予以铲除，于是便出现诉诸武力的局面；同时由于民众自身的轻信以及盲从，还有沿袭下来的迷信思想都是其反应的缘由。而地方官员之于此态度根本上是自利，于公要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职责所在，于私保持地方稳定才能得到皇帝的赏识与重用，归根结底，官员最初的态度以及后来态度的变化都出于维护自己官职和权利的需要，这是利益导致的。之于皇帝的反应一方面与皇帝的个性有关，他好高骛远、好大喜功，希望自己能名垂青史，但正由于这种心态加强了他的猜疑心和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另一方面与他统治权力的来源有关，他的权力是作为少数民族对于汉族的征服所带来的，而后期满族逐渐汉化，满汉渐趋融合，满族势力能为他提供的支持便微乎其微了，他的态度主要是出于维护统治，防止大清帝国权力结构的变化。
4.叫魂案发展到后期实际上引发了一场皇帝与官僚集团间的博弈，那么在这场博弈中，双方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博弈的结果如何？
在这场博弈中，官僚集团运用常规权力且以迟缓的工作方式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权力；皇帝则采用建立多种信息渠道来获取信息，不断强化专制权力，后来对于叫魂案件的反叛者的清剿逐渐变为整肃官僚的方式。
博弈的结果是官僚集团付出代价，皇帝也做出一定的妥协。历经长时间的清剿，即使叫魂根本不存在，但作为一国之君，为维护自己的权威，也要向天下与后代昭告，他的清剿是正确的，于是皇帝便通过惩罚地方官员的失职来实现。作为一种妥协，他也不能不对那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进行弹劾，而对有些官员降低惩罚，作为自己错误决定的一种开释。
5.韦伯说，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此消彼长的，从长远来看，专制君主将会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但孔飞力是否同意这样的论断？以及他为什么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称为“官僚君主制”？孔飞力通过对“叫魂”危机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政治罪”的概念，什么是政治罪？
不同意这种论断。他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中，专断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是扞格不入，而有可能和平相处，因此他将中国的传统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他强调了政治罪为帝国政治的运作提供了燃料，按照他的定义，政治罪指的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它们是超出常规的非常事件，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处理。这种非常的形势给了君主极大的自由莱东苑、驱策和整肃他的官僚，并强化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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