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自觉与魏晋南北朝
“文学自觉”这一说法最早是在日本学者铃木虎雄1919年至1920年间发表的论文《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中被提出的。这一认识在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挥。在这一文章中，鲁迅进一步关注到了创作的艺术化特征，提出曹丕的“诗赋不必寓教训”、“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等主张，突出表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革命性创作理念，与以往用道德思想作为评判文学的标准有着极大的不同。
“文学自觉”，其实从“自觉”一词中能粗略感知其含义，如果单单按照“写作主体和受体对文学创作有自主意识”来解释，有所不足。如果按照这样解释，那么从《诗经》里诗歌的产生开始，人们已经有了对于文学创造的自我意识。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更具体的说，文学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体裁有了细致的区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历史中，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极其繁盛的时期。人们甚至普遍认为，从历史角度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黑暗的年代，但是从文学角度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光明的时期。这一时期，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论著，以及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而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建安文学出现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创作风格、田园诗、山水诗的出现、汉语“四声”的发现、南北朝民歌的创作等文学现象都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从建安年间到隋朝统一，文学自觉经历了约三百年的，漫长的发展时间。虽然到现在关于文学自觉是否以魏晋南北朝为起点，学术界有非常多的争论，但我个人认为，鲁迅的说法是有合理性和正确性的。
从第一点来说，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南朝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为四学，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所具有的价值。宋朝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列，也是文学独立的一个标志。同时，也产生了文笔之分。在《文心雕龙·总术》之中，记载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而在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对文笔还进行了更深层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奏章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对于文学的理解已经不限于《文心雕龙》里的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学注重语言和情感抒发的艺术美感，进一步阐述了对于文学的认识，将文学与一般文字区分。而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也不再是哲学、经学、史学的附庸，而是独立于学术文化之外的一门新学科，使得文学具有要求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则进行创作、批评和研究的权力。这都可以验证魏晋南北朝进入文学自觉时期的观点。
接下来的第二点，对文学体裁有了细致的区分。虽然再《汉书·艺文志》、《东观汉纪》、《释名》等更早期的作品中，都有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但是更加成熟、自觉的文学辨析出现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曹丕将文体分为四科，并且详细说明了四种问题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反映了人们对于文学、诗赋特点认识的提高和文学观念的更新。在曹丕这一思路的影响下，对于文体风格的探讨进一步深化。《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并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论述，并将诗和赋分为两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点名诗因情而生，文辞美丽；赋铺写事物，语言清楚。《文心雕龙》上篇主要对文体进行讨论，将文体分为三十三类，对于每一种问题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如果文体不清晰，那么人们对于文学的概念将始终模糊。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体辨析，是说明其文学自觉的重要证据。文体辨析，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将会更加自觉化。
最后第三点，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可以说，文学创作的纯艺术化，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依据。魏晋时期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在统治政策的影响下，这一时期“鉴人”的风气渐上。《人物志》详细总结了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形成才性之学；《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的生动事例，并添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不再是一味的政治、道德评议。这都使个人意识得到觉醒，最终在诗歌辞赋上呈现出抒情特征普遍化的特点，此时的诗文创作注重文采，追求辞藻华美，多用修辞，例如比兴、夸饰、对偶等等。在情感表达上，摒弃原有的以伦理道德教化为写作价值标准的主旨，追求自身情感的追求。就赋体文学而言，两汉之赋虽文长，但主要偏向于对于外在物象的摹写；建安之赋，侧重于融入作者个人的喜怒哀乐。并且曹丕的《典论·论文》重新解读了诗歌的本质，将文学从伦理教化中解脱出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的“四声”被发现，表明人们对于文学的形式美有了更高的追求。陆机就提出了文学创作的五种弊病：一是缺乏音韵之美，不能成文，“清唱而靡应”；二是美丑混合，文不调谐，“虽应而不和”；三时重词遗理，流于空泛，“虽和而不悲”；四时迎合时俏，格调不高，“虽悲而不雅”；五是清淡疏缓，缺乏趣味，“虽雅而不艳”。由此可以看出此时人们的审美意趣，和对文学审美的极高要求。
综合以上分析，我个人认为，魏晋南北朝确实是我国文学自觉的历史时期。先秦、两汉为魏晋南北朝积累了大量的文学发展成果，最终成就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井喷之势，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趋向和艺术追求。这时的文学，不仅仅达到了文辞艳丽、情感充沛的艺术境界，也达到了独立自觉的学术地位，对于后世的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和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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