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是劳动群众资源联合起来进行合作生产、合作经营所建立的一种合作组织形式。所谓合作经济组织，首先强调的是“合作”，然后是“经济组织”，这是两个基本要素。自从十八洞村实行精准扶贫以来，成立了众多合作社，其中包括：2018年9月4日成立的农旅农民专业合作社、苗绣农民合作社、种植专业合作社、养殖专业合作社等。由于十八洞村耕地面积小、村民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客观因素，工作队考虑到若各户经济独立发展，不好统一规划，且资源无法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故决定将集中全村土地，扭转收益权到合作社，合作社发展的重点是努力推动十八洞村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转变。但说服村民加入合作社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工作队挨家挨户为村民进行讲解成立合作社的目的与意义，但十八洞村村民想法淳朴，一直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且认为工作队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在倒走集体化道路，集体化历史的失败注定着工作队方案的失败，因此合作化道路变得更加艰辛。但工作队认为，就目前十八洞村的情况来看，建立合作社是快速拉动当地经济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工作队仍然坚持每天去拜访当地村民，不断的说服他们尝试。终于，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九十的土地集中到合作社，并且已经实现了当初说服村民加入合作社时答应给村民扭转金的承诺，每年实现保底分红。同时，在合作社道路的探索中，十八洞村在尝试各种方法推动合作社的发展，例如：开办苗绣农民合作社绣娘骨干培训班，由11名来自湘西十八洞村苗绣农民合作社的绣娘们走出大山，来到湖南工业大学，通过“课堂教学+参观学习+访谈交流”的教学方式，开展为期2天的培训。
合作社的成功实践，给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以更好的期望，给未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以更坚定的决心，这会壮大合作社，形成良性循环。虽然就目前的实践成果来看，合作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很多非议的阻力依然存在，但工作仍然在坚持、不断探索，以提升老百姓对未来的信心。
据了解，农业集体化这个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是在苏联，即通过合作社把个体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中共领导人选择了一条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道路。首先是土地改革，然后是进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到1956年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被卷入到集体化的洪流中。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又展开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之后国家针对农业集体化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由此中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然1954年春兴起的办社热潮，很快引发出急燥冒进的倾向。主要表现在：
（1）盲目追求办社数量，互相攀比，急于求成。
（2）在盲目贪多的同时，一些地方又出现了追求大社的倾向。
（3）办社中的盲目贪多求大倾向，引发一些干部的强迫命令、简单粗暴的作风。之后一件件自然危机导致合作社雪上加霜，农村关系面临全面紧张。
之后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推动下，虽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先后掀起热潮，但在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下，国家是这一制度安排的供给者，它没有取得农民的“一致性同意”。政府虽利用合作社这种农村经济组织形式，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了农民的大量的经济剩余，支持了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大大降低了农民应获得的经济福利水平。因而，初级社的制度安排属于典型的非帕累托改进。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刚结束，人民公社化运动即席卷全国。但之后出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超英赶美的一再提前的高速发展战略指导下，发动起来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具体化。因此，伴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推动，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也就刮遍中国大地，形成“五风”泛滥，导致1959——1961年中国陷入粮食危机，进而给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和影响。
正是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业生产，给整个国民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共中央领导开始反思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的弊端，并调整政策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的偏差。但随着生产力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最终不在适合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因而最终被淘汰。
历史走集体化道路的失败是十八洞村小部分村民不愿加入合作社的原因之一，但历史无法改变，因此只有放眼于当前的合作社，让村民理解目前的合作社与集体化的本质区别，才能跨越这些非议的阻碍。
（文字编辑：李佳 郑始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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