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这本书旨在解决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问题，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自发出现，得益于资本主义精神这种气质。而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孕育于宗教改革与新教伦理。韦伯不相信这种教条式的观点，资本主义精神仅仅是宗教改革某些影响的结果或者经济制度生产力的产物，因为宗教改革前就有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形式，古代中国等地也有资本主义雏芽产生，但只有西方社会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韦伯试图阐明宗教力量是否以及多少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资本主义精神在哪些方面可以在宗教那里追根溯源。
韦伯将资本主义分为了三个阶段：前资本主义阶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勃发的过渡阶段、现代资本主义阶段。前资本主义阶段，是在一个长期经营的的企业当中，理性的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的主导力量。尽管组织形式各方面都是资本主义的，但资本家的精神还是传统的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劳资关系、传统的工作方式。而当某一天，资本家们开始精打细算的筹划成本与价格，开始逐渐用各种方式去扩大利润空间，开始接触更大的消费者群体并打压竞争对手，开始对员工们严格挑选并监督，理性化的过程显现，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了作用，在这个过渡阶段，科层制与理性精神迅速将传统的资本主义瓦解并它的废墟上建构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在最后一个阶段，现代资本主义不再求助于宗教力量的支持，宗教的干预不再像国家的调整一样名正言顺，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决定人们的观点，但资本主义精神伦理隐约还可在人们的行为中可见。
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的解释，运用到了两个方法，一个是“理想类型”，一个是“历史考察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是一种在历史的现实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综合体， “从文化的角度把他们形成一个概念整体。”（我初次接触到这一种方法时，很想不明白，在了解了“理想类型”的意义后才惊叹这一方法的独特，不同于我们一般思维的“属加种差”的方法急于将其公式化，而是将各个部分的零件不断收集并拼成一个模型并将其推广到更大的范围。相比于属加种差更像是归纳逻辑的方法）韦伯将有关于近代资本主义各个基础要素和发展过程归纳总结形成一个“理想类型”的框架去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心理上的动力，在书中体现的是引用了富兰克林的书信进行分析其话语种表现出的不一样的精神气质，为什么韦伯相信宗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关，“天职”、宗教伦理、禁欲主义等与之前形成的“理想类型”包含的经验事实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例如富兰克林在信中赞颂的美德，只是因为对个人有实际的用处，才能成为美德。在现代经济中只要挣得合法，就是忠于某种天职（calling）的表现。这种天职的义务在韦伯看来某种意义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根基，对应的是个人对于职业的义务。
“信用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金钱”、“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在富兰克林的教诲中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不是基于贪婪，而是一种伦理：个人理应使自己的资本增加，且这就是目的本身，资本主义精神将获利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人们在这条道路上不断狂奔，跑向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现代资本主义抛弃了宗教的工具，但获利的义务还有理性主义成为一种经济伦理已经深深融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这种赤裸裸的对经济的追求让人害怕，但这种经济伦理又是社会历史的，毕竟是从前资本主义时代及其创造的文化理念中一路走来，到了现在，这种伦理会被其他的现代的精神理念文化所制约。中国从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才又不断引入商品、市场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们是否存在着这一经济伦理呢？我认为有，但是并不如西方那样完善，不同的宗教伦理体系、断裂的中国社会、没有完整的资本主义时代等要素，并没有形成一个历史的深厚的经济伦理体系，没有一个明显的社会主义市场精神。早些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地方黑恶经济势力、冠生园月饼，或者如今的网络带假货现象、阴阳合同偷税漏税、流量经济审丑经济等等，资本主义精神的逐利性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相应的节制、尽职的义务等精神缺失了。）
二.新教伦理和入世禁欲主义
在工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现代企业中的高级熟练工人乃至更多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职员中，都是新教徒占据了优势，资本主义越是放任，这种结果就越是明显。这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开始的一段话，正点明了本书的核心——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来自于宗教改革与新教伦理的作用。韦伯在书的第三章着重介绍路德教以及天职的理念。在书的第二部分，第四章介绍禁欲主义的四种新教：加尔文教、虔信派、循道宗和产生于浸礼会的一些教派，重点是加尔文宗。
在欧洲，尽管人文主义正逐渐劈开黑暗的中世纪，但“神权至上”长期是核心价值观， 天主教通过一系列的组织和制度，凭借着神圣的地位与对知识文化的垄断，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渗透和控制。神权统治下，教会享有种种特权，鄙视着“世俗”的劳动。天主教认为对人们灵魂救赎最大威胁是财富的诱惑，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会造成道德上的堕落。有想要发财获得财富的念头便是堕落的开始，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去获得财富都是堕落的表现。因为对财富的贪欲是可耻的，这样你只会远离上帝，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文艺复兴时期的美蒂奇家族因此遭受政敌的非难、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在戏剧上，在历史上被唾弃。但有绝对权力的教会自身也不断腐化。罗马教廷一方面禁止民间发放高利贷，另一方面从 14 世纪开始，教会为了掠夺人民的财富大量兜售“赎罪券”。甚至有“听到硬币掉到钱罐的声音，罪人的灵魂便升入天堂”这种荒谬言论。到了 16 世纪，教皇以建造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而募款的名义，更加肆无忌惮印制赎罪券兜售，成为宗教改革的导火线。1517 年，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贴出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从而引发了欧洲宗教改革。
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圣经》翻译成了德语。路德在《圣经》翻译中刻意选用了“Beruf”一词来表达《圣经》中和职业有关的文字。据韦伯考证,“在德文的‘Beruf’这个字里，而且在或许更加清楚表示的英文‘Calling’一字里，它指的是上帝安排的任务。而追溯历史发现天职这个词是现代的产物，其意义也是译者本身的精神，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令上帝满意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以修道院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只要履行自己在尘世的职业义务，便是他的天职。这无疑为追求经济活动与资本增殖寻找到了法理教条的辩护。
母庸置疑，韦伯肯定路德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也对其持负面看法，认为路德教无法根本上建立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联系，这源于路德越来越认为上帝使个人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是在直接体现神意，这导致他越来越突出天命的因素，产生的伦理结果是负面的服从权威和安于现状。韦伯看到了这种向神秘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倒退不能满足他的“理想类型”，便寻求向加尔文宗和其他教派寻求答案。
加尔文宗的教义核心是“得救预定论”，即上天堂的人与下地狱的人早已被上帝所定好。根据1647年“威斯敏斯特信纲”的内容，第三章第三条（上帝的永恒旨意）：”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定为永生，另一部分则被预定为永灭。”第九章第三条（论自由意志）:”人，由于堕入罪恶状态，已经完全丧失了达到任何神圣之善并随之得救的全部意志能力。”第十章第一条（论有效的神召）:”只有对那些人，上帝才会在指定的有效时刻，以圣灵和圣言进行有效征兆。”这是上帝的可怕裁定，那么人类的存在是为了上帝，因为且只有上帝是自由的，蒙赐恩宠的人永远不会失去恩宠。传统的，认为忏悔可以洗去罪恶，做善事可以减轻原罪，但加尔文反其道而行之，如果认为人的功或罪会对决定人的命运产生作用，那就是对上帝绝对自由的意志的亵渎。那么加尔文教的教徒就不得不思考，我到底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尘世的除魅在这里到达了逻辑结局，加尔文教徒无法从。他人的行动上观察自己，也无法从教牧那里得知自己是否得到恩宠，这就导致了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保持自信并与疑虑斗争。同时为获得自信，获得紧张的尘世活动，因为这有这样才能驱散疑惑，尘世的成就可以衡量自己的选民资格，同时坚持一辈子的善行来避免天谴，批判享乐，这就成为了入世禁欲主义的基础。
韦伯认为“在一个彼世就是一切、获准参加圣餐式与否就足以左右基督教徒社会地位的时代里，圣职者于灵魂司牧、教会训育与讲道中的感化作用，发挥出我们现代人简直无法想象的影响，所以宗教力量对于民族性格的塑造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经过宗教改革所形成的“天职”、“预定论”能够强有力地运用拯救和天谴的圣戒来指导人们实现某种特殊的理性化了的生活方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教徒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践行与传播影响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天国的狂热追寻化为了经济美德，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伦理就此形成
三.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最后一章，韦伯总结的完成了论证——资本主义精神最大程度得益于这种禁欲主义。只要资产阶级道德无污点，财产利用的正当，便是在履行无上的荣耀义务，它还提供了勤勉的劳动者。禁欲主义给予了资产阶级强烈的自信，财富的分配不均是神圣天命的特殊安排，大众迫于需要去贩卖苦力。韦伯也在这里充分展示了他的人文情怀，教徒们因为天职而劳动，我们的劳动呢？大机器工业、科层制、理性主义正不可抗拒的控制每一个人的生活，入世禁欲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被现代资本主义抛弃，只留下对财富的追求，但这种追求越发成为纯世俗的情感。韦伯悲观的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将人们关在这个大铁笼里，”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了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在幻想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宗教伦理逐渐被异化，失去了规诫的作用，现代资本主义正血淋淋地牺牲一个个生命与文化追逐着利润，如果要想象资本主义制度未来的命运，对韦伯而言，最诚实的答案是：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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