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简简单单的十四个字却几乎道尽了金庸的武侠小说。通俗文学的光辉岁月，就这样穿越时空，使金庸也成为几代人生命中无法绕过的名字。甚至有人评价说，凡井水处必有柳永，凡华人处必有金庸。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巨大。而我在高三听到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时，不由伤感。因为我知道他的逝去，不仅意味着一个大师的逝去，更可能意味着中国武侠的式微没落。
对于金庸，我的感官是复杂的。我爱金庸的作品甚于古龙。我会欣赏他傲人的才情，为他所勾画出的快意江湖而倾倒，为他所言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痴狂，直至今日也难以自拔。可又在长大后，才突然发现他作品中的是非观和善恶观远输于古龙，甚至他在很多时候都有着本着捧外族抑汉族的思想。更至于当我发现，当金庸从神秘莫测的江湖走进现实，在浙江大学发表他那“著名”的《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说新闻工作者听党与政府的指挥云云时，我无法明白一个通过《笑傲江湖》来对权力以及追逐权力者尽情嘲弄的作者，最后怎会如此奴颜媚主？ 一个人的基本立场怎么可以如此变换？
最后当我读了傅国涌先生的《金庸传》后，我想或许金庸成为金庸的前提是，他是查良镛。金庸的小说负尽狂名，查良镛的时评也以文辞犀利，舆论导向精确著称，尤其是对政局的预料得了先招，令读者刮目相看。对于查先生而言，他的志趣绝非停留在小说上，以武侠小说扬名宇内，并非他心中所愿。当年他求做外交官而不得，辗转赴港，连办报针砭时弊都是退而求次。他身上一直都是有着士大夫的守旧思想的，只是先前我从未了解。诚如傅先生所言，金庸虽然接受了很多西方教育，不过，他的骨子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传统中国文人，“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种内在驱动未曾泯灭；在忧患中尚能保持清晰的判断和危机感，并有所承当，而在安乐中，却不能自持，包括对于权利的诱惑” 。或许正是这种价值上的内在紧张，使他面对不同人格化权力主体的时候有截然相反的反应。
正所谓，落拓少年载酒行，稗官野史负狂名。报坛执笔凭我手，海内文章总关情。对于当初那个初到香港，风华正茂而又满腹彷徨的少年金庸而言，武侠小说这一载体，是最适合金庸的性子，既可挥洒才情，铺陈故事浇胸中块垒，借机针砭时弊，又可借“成人的童话”避世。杨过和令狐冲式的归隐，如闲云野鹤，可郭靖式的侠之大者，也是金庸心中憧憬。老派知识分子的瞻前顾后与内心矛盾，在他的故事中就这般化解。虽然金庸终其一生，都未能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桎梏，但这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极是艰辛，金庸能在跌宕人生中寻得人生价值，已极幸运。“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不论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家国之情，还是情深义重的江湖儿女之情，金庸的作品传达出了一种慷慨而悲悯的力量。这份悲悯来自中国的文化血脉，给国人以温暖。无论如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跌宕岁月里，金庸的武侠小说曾是一代漂泊者的精神慰藉。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又成了一代大陆年轻人的精神食粮，直至今日他的影响也无法磨灭。
如今逝者已逝，金庸永远是我们几代人生命中无法绕过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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