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国家在二战后经济都得到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政治上反倒更加动荡不安。《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便是亨廷顿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所著，此书对政治动荡的原因予以解释，认为政治动荡的根源就在于现代化，最后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强大政府论。那么现代化这一概念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便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
从心理层面来讲，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持现代观念的人承认变化的可能性，并且相信变化的可取性。用勒纳的话说，持现代观念的人，有一种能适应所处环境变化的“转换型人格”；
从智能层面来讲，现代化涉及人类对自身环境所具有的知识的巨大拓展，并通过日益增长的文化水准、大众媒介及教育等手段将这种知识在全社会广泛传播；
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现代化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的明显提高、职业性和抵御性流动的增长，以及个人升降沉浮速度的加快，特别是和农村相比，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
从社会角度来看，现代化一般会将它们和那些自觉组织起来并具有特殊功能的高一级社团联系起来，从而使家庭和其他基层组织的生活获得新的补充；
在经济上，现代化变现为经济活动多样化、职业技能水平显著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比率提高基本自给的农业让位于市场农业，农业重要性下降；
政治上，现代化表现为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和大众参政化。
真正的现代化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现代化是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现象，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社会上各种社会势力的聚集化和多样化。
亨廷顿在书上提到：“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在我看来，现代性是指政治体制上制度化、政治参与较广泛；经济水平达到较高水平，经济发展稳定；社会和谐安定，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现代性描述的都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稳定，所以现代性中孕育着稳定。但是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政治上民众趋于追逐权利，对于参政的欲望更加强烈；经济上也追求更高水平，更多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动乱的产生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例如：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她们想要致富。
这一观点其实与原有常见的对现代化的认知是存在冲突的。在原有印象中，现代化就是一个“先进”的概念，意味着社会方方面面都趋向于繁荣稳定，社会上的民众对于各方面的参与度也大大提高。但是这本著作却阐释了现代化过程中的混乱，并且对出现混乱的原因予以了详细的阐释。
第一，现代化：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经济根源［i］
现代化伴有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造成不稳定的进程，迅速的经济增长会毁坏传统的社会集团，从而增加“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数”；还会产生暴发户，他们难以适应现代化秩序，但是又希冀获得与新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迅速的经济增长还会增加地区间的流动性，这会破坏原来稳定的社会结构，促进城乡人口流动，流动过程中会产生社会疏离和怨念；还会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还会增加识字率，提高教育水平和对新闻媒介的接触，从而导致人们的希冀无法得到满足……总而言之，经济增长以某种速度促使物质福利提高，但却以另一种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恐慌。
第二，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比例失调：政治不稳定的政治根源i
政治现代化使得人们的愿望和希冀提高，当这些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就更多人致力于投身于政治，伴随着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大，但是政治制度化水平还容纳不了这扩大的政治参与，无法将政治参与的要求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于是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最终带来的就是动乱。
第三，城乡差距：政治不稳定的社会根源i
现代化提高了社会流动性，城乡之间的差距暴露在人民眼前， “农民的不满情绪都是建立在物质性基础上的。” 在农村中由于土地等生产资料分配不均，导致农民抗议，；在城市中各阶级都在谋求政治参与从而致使社会动荡，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流动也加剧了动乱。
总之，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社会动员与流动有剥削了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加之政治体制制度化水平能力不足，最后合起来产生了政治动乱。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定会对政治稳定起正向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政治动乱之间呈负相关，即经济增长促进政治稳定；在经济发展中等的国家中，经济增长率和政治动乱无明显关系，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中，经济增长率和政治动乱是呈正相关的，即在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地区，经济发展却成为了政治稳定的阻碍因素，这是由于处在现代化国家之中的政治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渴望和指望之间差距的效应，而这一差距是渴望升级造成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致富的意愿也更迫切，政治参与的意愿增强，但是现实的情况却难以使他们所有的愿望和希冀，于是最终便会造成社会动乱的发生。这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于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经济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法国有相似之处。
在托克维尔看来，人民在经济繁荣发展的背景下，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加惶恐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制度的仇恨也在增长。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未来期望，当人民开始拥有一些什么的时候，他们不是感到满足，而是希望自己能获得更多，人民发财的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也努力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政府开支不断增加，但收入却不是同比增加，财政拮据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人类的欲望就像是一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逐渐地，这种未来期望超过了原来政府所能够达到的极限，于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逐步加深，最终触发了革命的开关。
亨廷顿全书的重点在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那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在政治秩序稳定的情况下，政治秩序能够吸收容纳政治参与提出的要求，两者处于一个协调平衡的状态。然而在政治秩序不稳定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便会产生很多后果。第一，政治制度化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制度消化不了，于是就达不到民众的期望，便会发生社会暴动、骚乱和极端主义活动。第二，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政治参与还容易滋生腐化，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现代化的表现，但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腐化便是现代化区分个人利益和公共福利的产物，其次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利来源，从而助长了腐化行为，这些新的财富在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的条件下是没有明确的定义的。第三，政治参与的大规模扩大其中一部分来自于流动到城市的农村群众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增强，促使农村怨念增加，引发绿色起义，整个社会政治参与的大规模扩大最终可能会使这个国家成为普力夺社会。
埃及便是一个普力夺社会，而且从寡头普力夺社会演变成激进普力夺社会。在寡头普力夺社会时期，政治上，权力重心多次变化，以英法为主的西方势力向埃及渗透，获取诸多特权，对埃及进行殖民统治。一战后，埃及独立，进入自由主义时期，宪政运动开始取代君主独裁，自由主义开始取代宗教保守主义与政治极权主义，埃及出现了以政治激进化与宗教极端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政治模式与传统政治模式间长期并存的新局面。经济上，发生着剧烈的地权运动，国家统制主义导致土地高度集中，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干预型农业得到发展。19 世纪中叶起，国家土地所有制开始衰落，土地兼并与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除以之外，在富国强兵政策的推动下，工业得到发展，初具规模，但依旧局限于以纺织业与食品加工业为主的轻型工业，工业化进程依旧缓慢而艰难。思想上，兴办世俗化教育，印刷业的进步带动报业发展，使埃及人在智力与思想层面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构成了埃及民族主义的早期形式，后期的英国殖民统治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发展。1952 年，以纳赛尔为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埃及进入共和国时代，这是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此时中产阶级有着强烈的参政愿望，城乡间的差距与民族主义的魅力将埃及社会其他各阶层也迅速地动员了起来。［ii］
之于其原因，根源便是没有有效的政治制度，各种社会势力和制度普遍带有政治性，但政治缺乏自治性、复杂性、连贯性、适应性，于是各种社会势力开始直接插手全局政治；其次由于中产阶级的兴起，受到物质利益、权利地位等因素的驱动，军人开始介入政治；激进普力夺政体的社会根源乃是城乡之间的差距。
一个社会欲摆脱普力夺制度，第一需要城乡利益的联合，第二需要创立新的政治制度。而一个政治体系的稳定便依赖于一个强大的政党。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对于我国的建设也是有较大启示意义的，首先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其次重视政党的作用，确保政党的领导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最后要处理好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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