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的那几分钟里，他好似在总结这堂关于人类弱点的漫长一课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漠视语言与思考的平庸的恶。”
——汉娜·阿伦特（题记）
汉娜·阿伦特，德国犹太人，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可是，当这样一个伟大的女性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出版后，却遭到了大肆的诋毁、谩骂，许多人对她口诛笔伐，希望她在学术界名誉扫地。是阿伦特黔驴技穷写不出好的文字了，还是这本书真的差劲到令人发指？当然都不是。在这本书出版三四十年后，当初对她口诛笔伐的人们开始充满了悔意，他们逐渐着迷于这本充满魅力的书。事实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部伟大的作品即使是在今天也仍旧在散发着它迷人的魅力，虽然这些都是阿伦特死后的事情了。那为何会有这样出人意料的结果？大概是因为阿伦特她那“惊世骇俗”的想法吧。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写的是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的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以色列政府期待着用这场审判提醒所有人犹太人曾经遭受的折磨和痛苦并给艾希曼冠上“种族屠杀”的罪名。人们也都认为艾希曼一定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嗜血恶魔，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徒。而在阿伦特的书里，艾希曼的形象却好像十分正面，他本人既没有嗜血性、也不变态，完全不同于“极端的恶”，甚至比某些受害者的形象还正面。阿伦特甚至还公然指责“犹太人委员会”是纳粹的帮凶，这又怎能不引起犹太人的不满呢？
阿伦特在这本书里首先就讨论了三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审判是否正当？诸如艾希曼这样的战犯到底该被冠上什么样的罪名，这种新型的暴力杀人模式是不是会成为未来犯罪的模板？以及我们该如何定义这种新型暴力杀人犯？
显然，在这三个问题的讨论上，阿伦特的意见和耶路撒冷政府的观点存在出入。作为这场审判的旁观者，阿伦特跳出了自己身为犹太人的身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也就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阿伦特认为这场审判一开始就是不正当、不合法的。二战结束后，身为德国人的艾希曼逃亡到了阿根廷进行生活，可是最终艾希曼却在以色列进行审判——这既不是艾希曼的出生地，也不是艾希曼逃亡生活的国家，连艾希曼犯罪行为实施的地区都不是——这无疑是和国际法相冲突的。艾希曼是被以色列特工绑架，然后秘密运送到以色列接受审判的。除此之外，作为战胜国的耶路撒冷来审判战犯艾希曼，甚至排除中立国的参与，也实在是有失公允。
其次，以色列所要求伸张的正义似乎也与阿伦特的有所不同。耶路撒冷地方法院认为，艾希曼是“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者，甚至有可能是屠杀犹太人的直接决定者。他们认为艾希曼对犹太人进行大肆屠杀，给犹太人带来了永不磨灭的伤害，因此，艾希曼必须以“种族屠杀”的罪名被判处死刑。阿伦特当然不反对判决的结果，她反对的是以色列政府审判的动机和“种族屠杀”这一罪名。阿伦特在文章一开始就讽刺道，耶路撒冷的审判不过是在本—古里安的安排下进行的一场庭审秀，用以宣扬犹太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已。她质疑道，以色列人究竟是希望通过正当的方式实现正义，还是只想痛快复仇，甚至，对历史上的反犹主义进行“总清算”？阿伦特认为，对艾希曼的审判不应该从犹太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出发，而是控告艾希曼在犹太人民身上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艾希曼的罪名应该是“反人类”而不仅仅是“反犹”。因此，她多次提到希望建立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纳粹战犯，因为她相信，国际法庭不会用“对犹太人民犯罪”来审判艾希曼，而会从全人类的角度。对于国际法庭的叩问同时引发了阿伦特的思考——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屠杀，这种残暴至极的新型犯罪方式是否会成为未来犯罪的模板？在未来的世界里，是不是会出现对达不到某一水平的人们进行类似的“清算”？这大概就是阿伦特最伟大的地方吧，作为犹太人的她却完全不被这个身份所局限，用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看待这场审判，心中装的是整个人类。
阿伦特的第三个思考，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考，是如何定义艾希曼之流的新型暴力杀人犯。阿伦特的书在刚开始之所以引发轩然大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她提出了一个人们闻所未闻的观点，这个观点也是她通篇在叙述却仅在结尾提到的“平庸的恶。”
什么是平庸的恶？艾希曼就是。艾希曼一开始就承认自己造成了犹太人的死亡，他觉得自己在这点上活该被判处死刑。可是他认为，他明明只是执行了上级命令，是上级要求他这么做的，不是他也会有其他人，他只是服从了命令而已，难道这也是错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阿伦特有一句话切中了要害：“若涉及政治问题，服从就等于支持。”艾希曼难道不知道“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错误的、是极其残忍？不，他很清楚，可是他选择不思考，他不去想服从的正确与否，反正服从就对了。这就是平庸的恶——愚忠、机械地听从上级命令，不思考，也缺乏想象力。
平庸的恶绝不是天然产生的，他是科层制体系完美运转的结果。“每一种官僚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在科层制下，正确与否似乎不重要，服从才是美德。上级拥有绝对的权威，下级的反抗多数是徒劳的，因此，下级的人逐渐懒得思考，管他是什么，反正听话就对了！
精心设计的科层制首先就得用有一套完美的语言规则。在纳粹实现全面无犹化很难在书面材料中找到诸如‘灭绝’、‘清除’、‘屠杀’这类明目张胆的语汇。即使是高层之间的私人信件和会议。几乎所有人都严谨的遵守者这套语言规则，“事实证明，这套语言极大地促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遵守秩序、有条不紊；而他们彼此间的能力合作，乃是这项事业成败之关键。”喜欢说空话套话，又不大会正常交谈的艾希曼就是语言规则的最佳实践着。接下来就要实现本能的转向，肯定会有人疑惑，难道这些执行大屠杀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吗？他们没有良心吗？他们看着活生生的人在自己面前死去难道不会自责吗？答案是肯定的。面对奥斯维辛的惨象，罪恶如他们也会感到不适和恶心。这就是上层官僚的高明之处了。这些无耻的高层们让他们的本能转向，培养他们超乎常人的冷酷无情，让他们对自己产生同情。“于是，人们不再说：我对这些人做了多么可怕的事！而是说：我得承受多大的痛苦才能完成这可怕的任务！这任务给我造成了多么沉重的负担！”呵，多么可笑啊，仿佛自己才是受害者呢！
完整的语言规则加上本能的转向，如果再加上不拒绝、不思考的下属就堪称完美了。在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同时看完了电影《浪潮》，印象最深的就是文格尔先生让同学们把马尔克架上演讲台然后惩罚他的时候，他问弗雷德：“弗雷德，说说我们该怎样惩罚他，是你把他弄上台的。”弗雷德很迷茫，他茫然地说道：“文格尔先生，我不知道，是你要我把他弄上台的，于是我就这样做了。”没错，弗雷德就是那个不拒绝、不思考的下属，他只知道文格尔先生让他这么做了，至于为什么？哦，这个根本没有思考的必要。
是的，正是科层制体系，或者说极权主义催生了平庸的恶。极权主义离我们很远吗？不，很近，近到你和我随时可能变成极权主义的一份子。再回到《浪潮》吧，看罢《浪潮》，我震撼于极权主义竟然如此容易产生——只需要一个星期。最高权威的文格尔先生、统一的白衬衫制服、见面时波浪状的手势和“浪潮”组织内人人平等的口号，就这些，就如此简单，原本坚定地说纳粹不可能复苏的高中生们纷纷变成了纳粹最忠实的追随者。多么不可思议啊！
我记得看完电影后有人说，“这不现实，在我们如今的社会下缺乏极权主义的现实基础，没有那么恐怖的。”恰恰相反，极权主义最恐怖的地方就是伤害着他人还不自知，就是生活在“人人平等”的口号下却把独立和个性排除在集体之外。要知道《浪潮》的电影是根据美国一个教授的真实实验改编的。转身你看看周围，是不是觉得现实的社会和浪潮里的那所高中出奇的相似？再看看你自己吧，你是那个唯命是从的艾希曼或者弗雷德吗？
如果你是艾希曼，或者弗雷德，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说，“如果是我，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吧。如果艾希曼生活在自由的制度里，在正常的制度下，他也许同现如今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循规蹈矩的小职员，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也会有着自己的良知，但一旦换成纳粹那样的体制，他便成为了沉默的帮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所以在学术界引得如此大的关注，就是因为主人公艾希曼太正常了，正常的令人可怕，正常到让我们自己发觉，如果给我们一个“机会”，你我很可能就会成为像艾希曼那样的那平庸的恶的化身。
但是我们要记住“平庸的恶”不是我们作恶的理由， “不是我，也会有其他人”也不能成为我们犯罪的借口。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无论在何时，我们都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既不人云亦云，也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身上，不把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个体排除在集体之外。要记得，即使强硬的纳粹遇到丹麦那样自由的抵抗也会软化，即使在每个人都以加入浪潮为荣的小镇高中里，也有卡罗在坚持自我。
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愿我不会成为这样平庸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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