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农村，免不了与麦子打交道，拾麦穗，看麦场，晒麦粒……这是打小就与麦子结下的情缘。
初三那年，我大伯要搬家去城里，就把那个小小的粮油店盘给了我们家，因为是自家人，大伯急着出手，就低价转让了。本想着能多点收入，可是在我们那个并不大的乡里，就有三家这样的粮油店，加上我大伯那家店的许多老顾客都清了帐，又位于一个较为偏僻的路段，生意一直很冷清。
爸妈看我们生意不好，一天也没几个人来买东西，不想在那浪费太多时间，所以我一放学回家就去看店。就这样，我成了半个老板。其实看店也时常不见几个人，我就看看小说或者写写作业打发时间。
那天是周末，我照例去看店。生意分外冷清，一天都快过去了，也不见个人影。泛黄的墙壁上挂着一个破旧的钟表，那根细长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屋子里安静得连飞蛾撞墙的声音都听得到。我合上书本，盯着那个钟表出了神。马上就要关门了，还会有人来吗？
窗外暗了下来，天幕中的最后一抹残红渐渐转为绛紫，一点一点的黑定了。我收拾好账台，准备关门回家。这时门外传来“轰鸣”的摩托车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最后停在了店门口。下来的是一个穿着被尘土染成黄绿色的外套的大叔。他从车的后座上卸下一大袋沉甸甸的麦子，一摇一摆，吃力地抬到屋里，大大咧咧地说：“妮子，你家称呢？快称称，换袋面吃。”说着从耳后取下一根烟，点上火，砸了起来。我指了指门后的磅秤，使出全身得劲和他把沉沉的麦子抬了上去。无奈我不会看这种磅秤，只好给还在地里浇地的爸爸打电话，爸说一时半会儿也给我讲不明白，就让我去找隔壁的婶婶帮忙。“这高材生连秤都不会看啊……”大叔边笑边打趣道。我涨红了脸，在一旁站着没有说话。在婶婶的帮助下，称好了重，我又仔仔细细地把麦子按比换算成面，为了防止出错，我认真地算了三遍，大叔也有点不耐烦了，吐烟的频率加快了。我告诉他能换一袋面粉，还剩三块钱，他倒是很相信我的样子，马上接过我手里钱，把烟灭了，抬起面往外走。
又是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越来越远，渐隐在了远处。
晚上爸妈回到家里，换下了满是泥巴的鞋子和弄脏的衣服。爸突然想起什么，要先去店里看看，让我们先吃着饭。不一会儿，爸回来了，皱着眉头，叹了口气，说道：“唉，忘了嘱咐洁子看看袋子里的麦子，那袋麦子特别湿，还不成，就算晒干了估计人家也不愿意收。”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不敢说话。妈很生气地说道：“这是谁送来的！待会去问问她婶子认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又问我换了多少，我低着头，小声的说：“一袋面和三块钱”，妈什么也没说，放下筷子就出去了，估计是去找我婶婶打听一下那个人。爸坐下来，说：“没事，怪我忘了嘱咐你了。”
我往嘴里塞了两口饭，感觉嚼不出任何滋味，也没了食欲。就回了自己房间，我把书本摊在桌子上，假装写着作业，实际早已出了神。为什么我没有想到检查一下麦子？为什么我不怀疑一下一袋麦子怎么会那么重？为什么我连磅秤都不会看？为什么我又让在地里劳累了一天的爸妈为这事烦扰？我越想越生气，越想越自责。那些潮湿的麦子啊，好像长了草，重重的压在心头。
那个生意冷清的小店只有在收麦子的季节能带来多点收入，可是那段日子特别辛苦。爸爸患了多年的腰间盘突出，前几年尝试过各种方法治疗，也花了不少的钱，可最后也没有根治，现在爸也不愿意去花那冤枉钱了，只靠着贴些膏药来缓解。可爸爸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为了多点收入，他只能忍着疼痛把一袋袋沉甸甸的麦子扛进仓库，等城里的人来把这些麦子换成钱。妈妈几年前遭遇过车祸，身上好几处旧伤，因为当时没有恢复好，落下了病根子，干不了重活，但那几天，她还是要帮着爸爸抬麦子。爸那几天常常累得直不起腰 ，晚上都得趴在床上，让我妹给他踩踩背。我看着非常心疼，却帮不上什么忙，心里好像是那长了草的麦子在挠。
直到我高中毕业，收到了中国石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爸妈决定把店转让出去，一是因为以后我不在家，没人帮着看店；二是平常生意也不好，还不如省下时间打点零工。后来，那个小店以低价转让给了一个做维修的人，转让金成了我大学第一年的学费。
上了大学，我独自生活在另一个城市，离家不是很远，几个小时的火车就到了，但是为了省点路费，不到放假一般不回去。我基本每周都会给家里打电话，每一通电话结束前都重复着一样的话，“钱够用吗？”“够”，这两句简短的对白深深烙在我的心上。入学后，我申请了国家助学金，几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看到余额里多出来的数字，非常激动。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爸妈，“爸妈，我领到助学金了，下个月不用给我打钱了，钱够了。”
我一直希望，无论什么时候，爸妈问我“钱够用吗”的时候，我都能回答“钱够了”。很感谢“助学金”给予我的帮助，我会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让爸妈多休息一点.
现在，我家后面那个仓库成了危房，不久就要被拆了，里面再也没了麦子。我心里那潮湿的麦子，渐渐被温暖包围，原来是“助学”的阳光洒进了心田。
沉甸甸的麦子啊，不再累弯爸妈的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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