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这是胡适先生最喜欢的对联，也是我全书看下来最震撼的所在。这一对联犹如双翼，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做人，胡适先生对于《蒲松龄的生年考》以及《醒世姻缘传考证》这两篇文章的考证过程无不彰显着他做学问的态度，而他对于他的徒弟罗尔纲的谆谆教导和自身的为人处事让我明白了“人”应该怎样去做。
在《师门五年记》中，罗尔纲先生以徒弟身份的视角去向我们具体讲述了胡适治学的点滴。当胡适开始动手考证《醒世姻缘传》的著者问题时，为搜集蒲松龄的史料，他借了整整两部《聊斋全集》的钞本——一部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一部是淄川马立勋先生藏本。胡适让罗尔纲将这两种钞本中的文、诗、词的目录与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聊斋全集》相对照，然后又单就这两种钞本，校其异同。三种《聊斋全集》的对照表仅是加深了胡适的怀疑，并未立即下定论。最后结果的得出，是源于胡适找到的最重要的一条证据，《聊斋文集》中蒲松龄自撰他妻子的《刘氏行实》的一段。胡适曾在给《晨报》经理陈博生的信中说：“我的《辨伪举例》（即《蒲松龄的生年考》）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证学的小品文字。”而后对于《醒世姻缘传考证》这篇文章是胡适经过五六年之长的思考时间，方才审慎动手撰写的。然而就是这篇考证是胡适全部考证工作中最独特的，为保证它的准确性，这篇考证的完成并非胡适一人，而是集体工作，却仍探索了六七年之久。如此显然可见，胡适治学时严肃认真，谨慎小心的态度了。
胡适做学一直奉行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有一分证据便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以作无证据的概论。这似乎与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原则不谋而合，事实是新闻的本源，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可大胆的猜测，却不可妄加论断。当然，胡适做学问的这种态度与方法对于待在他身边五年之久的徒弟罗尔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潜移默化的改变了罗尔纲而后的治学方式。
罗尔纲曾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师恩如春阳，我好比一株饱受春阳煦育的小草。”在罗尔纲的从师期间，胡适教了他很多做学问的方法。甚至在炎炎酷暑还在医院做身体检查的胡适也不忘写信去教训、去鼓励、去指导罗尔纲，教他承认前人功绩、教他不得有半点自满、教他做文章要站得住脚，不要有任何缝隙让人家推翻。在我看来，胡适对于罗尔纲的教导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不失严厉，但却是处处为了他好。在胡适替罗尔纲辞谢了清华的聘请时，他们有了矛盾。罗尔纲受朋友的鼓动暗自心疑胡适是否看不起自己，而胡适却是担心罗尔纲去了其他机关，很难有人赏识他。后来误会的解开让罗尔纲感到惭愧，一腔热泪，涌上眉睫。胡适没有因为罗尔纲的愚钝而遗弃他，仍然一直为他的前途做打算，就像父亲一直爱护、体谅、宽恕孩子一样，当胡适听到罗尔纲愿意留在北大的决定时，他比听到自己的好事还要欣喜。就是这煦煦春阳般的师教，让罗尔纲去思考该如何努力将来，方才不致始终成为一个有辱师教的人。
其实，对于我来说，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罗尔纲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学习榜样了，是他教会了我“狷介”二字。在行为上不苟且，就像古人说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胡适之所以会选择罗尔纲做自己的助手，做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就是看上了他的狷介。一个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这在后来罗尔纲做的考证《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以及在北大考古室所做的工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这本《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是我经年来为数不多的能将它完整看完，并在心灵上有着深深震撼的文学作品。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它的出现好似暮鼓晨钟一般警告我这颗浮躁的心，韶光会如水般过去，我想我不应该再错过这些好的东西了。《师门五年记》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它不是对胡适歌功颂德，而是把他那颗爱护学生，栽培学生的心报道于人间，使人启迪，使人奋发。《胡适琐记》为我展现了一个更加真实具体的胡适先生，我想“温而厉”是对他最好的形容，胡适对于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但却永远有着自己坚持的原则。这篇文章以胡适先生最喜欢的一副对联作为开始，那么最后就以我最喜欢的关于胡适先生的对联作为结束：身行万里半天下，眼空三海空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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