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弄堂，一对父子，几户人家……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们谱写了一段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弄堂传奇。继《繁花》之后，一本《同和里》讲述了风云变幻之际的上海平民生活。
“《繁花》是部巨作，我写的就算是个小品。”《同和里》的作者王承志是上海人，祖籍浙江上虞。少时在弄堂里被归为捣蛋鬼一类，自嘲成年后渐渐学会装文雅。当过十年钳工，其间时不时混迹于文艺小分队；此后便开始漫长的编辑生涯。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童心未泯。发表过中短篇小说及纪实作品，《同和里》为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年近60岁的王承志是个顽童，高高的额头大大的耳朵，爱在网络上打游戏，队友以为他是个90后。“我不是个一本正经的人，写作多年大多为了生计，年纪大了难得也想干一件好玩的事情。”上海小孩不会说上海话，自己的女儿不知道弄堂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促使王承志想写作一本记录上海弄堂底层百姓，充满市井味、生活味的小说：“若干年后，最后一批住过石库门的人过世，后来人要想认识石库门，必定是从小说中了解了。照片是平面的，而小说是有肌理的。”
“同和里弄堂口，一边是皮匠摊，一边是剃头摊。对上海的大多数弄堂来讲，这属于标准配置，但对于同和里来说，似乎别有意味……”在一个调皮聪明小男孩“大耳朵”的视角下，同和里的生活拉开帷幕，皮匠、裁缝、售货员、小学老师、资本家后代一一登场。
小说中的人物可能在每个小社区集群中都能看到影子：“大耳朵”是同和里的捣蛋鬼，他的那些恶作剧王承志自己小时候也多多少少做过：在汤圆里包腐乳、从阁楼扔小石子、踢马桶……
总有那么几个出风头的核心人物，在《同和里》是阿陆头，爱坐在古井边吹吹牛，晓得一些见闻而被弄堂群众高看一眼，只是侃侃而谈的男人一定没有想到未来自己会因一句妄言卷入政治风波，会因为打碎毛主席头像而走向人生的末路。
王承志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把人物放在合适的位子，他就会活起来。”看完《同和里》，一定会对“大耳朵”的父亲小皮匠印象深刻，这个混迹底层的男人，有着小人物的机敏油滑和善良，却也有着蠢蠢欲动的野心。“这是个不俗的家伙，但是就像《红楼梦》中的晴雯，身为下贱，心比天高。因为偶尔一次的算命事件，他尝到了被推上高点的滋味。我把他看成上海的某一类人，潜质很好，一有机会就能冒出头，他身上有着上海的那种冒险精神。当然命运是无常的，每次冒头都被打压下去，‘文化大革命’他发起组织了由修棕绷的、补碗的、弹棉花的、修阳伞、收锡箔灰的上海各路摊贩形成的‘摊联司’。有些人物是有审美价值的，小皮匠就是这样。”
为了了解皮匠行业的规矩，王承志找到了一个摆摊的老皮匠。“那个老皮匠在江阴路上摆摊，80多岁了，可能身体不大好，有时出来有时不出来。典型的苏北人，思路清楚。我坐着与他聊天，一包香烟抽完，他连生意也不想接了，人都是有倾吐欲望的，他把过往经历一点点告诉我，皮匠行有皮匠行的规矩，在这之前，从来没觉得皮匠的生活竟然可以这么精彩跌宕。”
“体面”就是上海的精神
相比起书中男性角色，王承志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明显带着一股暖意。广东嫂嫂的侠气、邻居阿娟姐姐的温柔、居委会主任杨招珍的正直宽容、梳头娘姨的忠心…即使是令人厌恶的角色，王承志不忘道出可恨人的可怜处。
“对一个人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家里的女性长者，我母亲、祖母的正直与慈爱对我影响很大，可能在塑造角色时不由自主地这样下笔了。”
王承志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文革’期间，我的表哥表姐把一包细软交给祖母，造反队来家里抄家时和我祖母说‘阿婆，把东西交出来就好，你的外孙、外孙女已经交代了，你就不要硬撑了’。祖母不同意，觉得这是孩子们辛辛苦苦赚来的，她有责任保住。这包细软被搜出后，祖母被批斗。当时已经70多岁的老人，身上前后挂着牌子被拉去游街。父母都非常担心一向爱体面的祖母受了这样的羞辱会想不开，但老人家一点异样都没有。白天游街，晚上回来照样洗漱干净清清爽爽吃饭，还多添了半碗饭。”
“我当时10岁，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她觉得要守住孩子们的辛苦钱是正确的，被游街没有什么丢脸。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有宠辱不惊的定力，有操守，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我从祖母身上看到了一种‘体面’。”
王承志自己家附近有位卖布鞋的老人：“老人家里子女不孝，生活无所依靠，她就每天出来卖布鞋，鞋子便宜但质量好，老太太推着摊子，身上干净整洁。”
王承志思索了片刻说：“其实我觉得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以及上海人的灵魂特征，就可以用‘体面’来概括。这不是小资情调，而是日子过得清爽，活得有尊严，不仅自己有尊严，也懂得尊重别人。”
在《同和里》中，居委会主任杨招珍最后成“走资派”接受批斗被打耳光，甚至落井受难远走他乡。当杨招珍重回同和里时，曾落井下石的众人皆有愧色，王承志在书中写道“杨招珍搂着爱卫会主任的肩膀说‘大家都有糊涂的时候，我也有糊涂的时候。过去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现在我回来了大家欢迎吗？"爱卫会主任问起这么久的时间去哪了，杨招珍脸上像是掠过一道乌云，淡淡地说：“哦，我去了一趟青海，看一个老朋友。”
“大耳朵”要救从新疆逃回的阿娟姐姐，作为继母的广东嫂嫂说了一句：“我推不掉的，你是我儿子。”
王承志无疑是钟爱这些女人的：“她们就活得很‘体面’，生活艰难，但背脊挺直，有担当有定力。人们评价上海往往用‘情调’、‘洋气’、‘小资’这些词，太片面了，‘体面’才是上海精神中最宝贵和根本的东西。”
用荒诞的手法书写那个年代也很好
说《同和里》是本天真之书并不为过。语言诙谐、遍地烟火之气又透着荒诞。大人可以看门道，小孩可以看热闹，王承志几乎略去了那个时代残酷一面的血淋淋描写。
“我不想写得太血腥、残酷，可能也和我的性格有关，不愿把人写那么坏。写‘文革’残暴的作品有很多，但用嘲讽、放大其荒唐的方式也很好。嗓门大未必立得住，淡淡一句话点到为止有时候反而能戳到心里。”
王承志做过10年钳工，《同和里》出版后，4个70多岁的老工友熬夜看完了书，告诉他：“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结尾，很多人没有阿娟的幸运，难逃噩运。”
“我给大多数人物都安排了一个不错的结局，是因为在现实中不可能。”王承志有些无奈。
《同和里》中抽得最坏那张牌的是阿陆头。阿陆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由卡车押运离开上海。押犯人的卡车经过同和里时，王承志借着“大耳朵”玩伴毛头的爸爸的口说：“卡车的挡板拦着，看不到脚。要是能看到脚，会发现这些人的裤脚管都扎紧的。”毛头的阿爸有意不说下去，卖了个关子。大家只顾在卡车上寻找阿陆头，没人有问他为什么。毛头的阿爸十分失望。
王承志也给读者卖了个关子，其实毛头阿爸没有说下去的话是“要枪毙的人裤脚管都是要扎起来的”。“有心的读者能看懂最好，没注意的看个好玩也可以。”王承志说。
这样的细节在《同和里》还隐藏着许多。“很沉重的事，我就把它当笑话一样写。造反队带红袖章，我就从来不写‘红袖章’，而是写‘红布头’。在我看来，这块红布头与在殡仪馆戴黑纱没有什么区别。一本正经书写他们，反而太抬高他们，太神圣化了。这就是一场闹剧，在写作上，反思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细节点到为止是因为我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到了，不想再拉长了。”
“如果你带着怨气愤恨去写那个时代，其实也写不好。就比如战争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最长的一日》已经是很优秀的战争片了，但还是不如《辛德勒的名单》、《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震撼人心，让人感动，只是渲染残酷是没有太大意思的。”
《同和里》是王承志向上海致敬的一本弄堂传奇，用上海话的语感和节奏书写而成。但并不是一本地域小说，“书中没有老派的方言，用到的上海方言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比如假痴假呆、痴头怪脑等，外地读者都可以看得懂。上海人在其中看到上海味道，外地读者在其中看故事、看人物、看人性，都是一样。”
采访最后，王承志说晓得历史的年轮总要碾过去的，但人总免不了要怀念。“从开始写着玩，到慢慢投入用情至深，最后写着写着使命感就出现来。说‘怀念’还太浅薄，《同和里》是我对那个年代，对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和少年的祭奠。”
一位市民在记录老上海弄堂的照片前驻足观看。 高剑平 澎湃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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