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假的一个星期里，我浅读了老师所推荐书目中的《万历十五年》。当时看书的收获更像是一种一股脑的接受黄仁宇先生思想的冲刷，自身思考程度偏低。所以在老师再次推荐我们看这本书后，我又重拾这本书，在关于明代道德问题上和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对抗上有了一些从新的角度出发得出的见解。
一、明朝道德囚笼下悲剧的必然性
在寒假时我的一个见解是这样的：
明代法制与伦理道德的强烈交融。在高中阶段，我们就已经了解到自汉代以来，各朝各代的治国思想基本上是外儒内法。但是对史书的一些观阅，我发现“内法”说到底就是“外儒”的延申。因为这个法不算是公法而应该称之为私法，臣子们能够通过伦理道德来解释法律。书中提及“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相关措施最显著的后果是遏制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其中最为有效论证明代法制与伦理道德强烈交融的就是人物海瑞了：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而且执政不阿，但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其实从大的方面来看，法制与伦理道德一体化算得上明代法律的一个典型特征，法德并用但又以法辅德。
当时的想法更像是在铺叙这样一个事实，然而当再看一遍书，特别是注意到书中所说“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后，我心中一个强烈的念头是明代的道德的要求更像是一种囚笼。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作为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万历皇帝理应处于权力的顶峰。然而，他却并没有随心所欲的能力，而是受到来自礼法与官僚的诸多约束。而且这样的事例是普遍存在于各朝各代的皇帝身上的。所以以此为话题，我想深究一下古代的道德要求是怎样一步步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囚笼的。
道德囚笼在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要从政治制度的道德化说起。这和我寒假时所感悟到的大同小异。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将儒家意识形态作为主要的精神支柱。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思想，它深刻影响到社会的许多方面。在教育体系上，由于在明清时代，整个教育体系都日益以科举为唯一取向，而古代的选举制度历来以儒学作为基准，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所培育出来的官僚本身就是儒家的传承者。
政治制度的道德化从而影响到法律制度的道德化。以道德来解释法律，从而导致法律变了味。“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由我们所接受的知识可知，在明清之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的这一套早熟的封建政治体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是逐渐不适应时代潮流的。在古代乃至现代，商人在我们心目中一般戴有这样一个“帽子”——重利轻义。这与儒家的思想是相悖的。所以行商在当时的文人心中，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现在的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这些文人忽视了当时生产力发展，各地区间的商业行为是不可避免而且是大有裨益的。但由于这些文人站在了道德的最高点，而且掌握着以道德解释法律的权力，工商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只能因此受到限制，往远处想，法律的道德化甚至阻碍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囚笼既成，悲剧也就不远了。
当然这个道德成为一种囚笼是在一定时期的产物。在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中，对明朝是这样描述的：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明朝有着高度的中央集权，全部的组织与结构都得到简化，这使得明朝更像是一座大农庄而不像是一个国家。由于明朝政府并无意于让经济多元化发展，这就使得在明朝政治环境中，能够对社会生产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并不多，在相对比较中，儒家伦理道德自然成为根本因素。其实儒家的伦理道德本无什么过错，过错在于这一道德的扭曲化，在明朝，由于财政上的死板、混乱和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奉禄又微薄的不切实际，所以官员们收取“常例”也就不可避免了。而这扭曲就在于官员们精神与物质的越来越相背驰了，官员们口中的仁义道德染上了金钱的污浊。文官们发现，只要用道德去稍稍扭曲一下法律，便能获得一笔不菲的回报。孟子的舍生取义已被抛之脑后，能够克服利益诱惑的学者不多了，而在这不多的学者中，能够做到知行合一，真正是为维护国家统治的人更为稀少。在这样的环境下，道德成为囚笼，已是无可避免。
二、万历年间的权力对抗
回顾历史长河，在各朝各代中，各集团间权力的对抗从未消失过。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皇权与官僚体系的对抗。官僚体系的权力可以说是应加强皇权统治而生，却又势必分走皇权中的一部分。上文提及过明朝是一个有着高度的中央集权的朝代，朱元璋裁撤中书省，废除宰相，皇权兼并相权，皇权实现高度集中。权力的高度集中可能也算不上一件太好的事：在高度集权的政府下，皇帝需要亲力亲为朝廷各项大事，可以说，随着权力的集中，紧随权力而生的压力也得以集中。压力得不到释放，终将成为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在洪武以后，在成化朝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和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集团的双轨中枢制度。当然，除了皇权与官僚体系的权力对抗外，官僚体系的内部权力对抗便是这各集团间权力对抗的另一重点了。文官与武官的对抗，文官与武官各自内部中各派系的权力对抗等等。
我想要在这纷繁杂乱的权力对抗中着重讲的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对抗。就像话剧的进行需要鲜明角色间的矛盾冲突来推进，贯穿《万历十五年》的主要冲突便是立太子问题了。万历皇帝因宠爱郑贵妃，想要废长立幼，立常洵为太子，而在绝大多数文臣看来，这是以幼凌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坚持要求皇帝立常洛为太子。结果我们都知道，皇帝在这次对抗中被迫妥协了，但是这次冲突中是没有人取得胜利的。为何皇帝的臣子要对着皇帝干呢？在我看来终究还是涉及到一个词上来——“利益”。
其一，立储一事，涉及到的是文官的站位问题以及随之来的身家性命问题。在皇权远压文官集团权力的明朝中前期，文官们吸取到了许多血的教训。永乐皇帝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那些拒绝拥戴他的延臣遭到了血腥屠杀；因土木堡之变被俘虏的正统皇帝夺门复辟成功，拥立景泰的臣僚受到残酷对待。在这个内部纷争极为复杂的文官集团里，许多人已清醒认识到，立储问题不得到解决，历史的教训必然重演。
其二，此时已是明代中后期了，文官集团的力量已经悄然壮大，而万历皇帝的个人经历也让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干预打了一剂加强针。万历从小是在朝臣眼皮子底下长大的，朝臣们决心不让朝廷大权放在这么一个年轻人手上，而是要想方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所崇奉的规范里。然而早期的万历并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君主，他在郑贵妃的鼓舞下励精图治，想要为这个朝代做出积极的创造，但现实却充满了骨感，一次次与文官集团的对抗，落得一次次的砰击，当初的雄心已于不知不觉中被浇灭了。这样的一个皇帝，仅是一个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象征了，文官的强大力量已使得万历无从抵御。万历所剩下的唯一抵抗方式便是长期怠工了。
回到影响上来，随着万历与文官集团的对抗，两者间的距离彷佛越拉越远。万历的消极抵抗，朝臣的紧紧相逼，由于君臣间的互不妥协，彼此抗衡，带来的结果是明朝官僚系统运行陷入极为低效的状态更长远的影响便是把明朝逐渐推向崩溃边缘。到了明末，官僚系统已近乎瘫痪，可以说明朝已“病入膏肓”，“回天无力”了。
明朝万历年间的这一权力对抗问题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教训了，权力对抗是难以消失的，但权力对抗又不是只有消极影响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其实已给我们提了一个处理好权力对抗的一个方法：阴阳调和。明代文官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阴、阳”双重性格。上位统治者要想管治好手下的这些臣子，就需要要求自己去给予他们物质上的酬劳，又要迎合他们精神层面的追求。阴阳调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就需要上位统治者拥有这样一种智慧去妥善处理了。这种“阴”“阳”性格放在当代官员身上也是有一定恰当之处的，所以这样一种阴阳调和的处事艺术也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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