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妇女长期处千屈辱卑微的地位。这种性别制度给小说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明清以前小说家创作的视角绝大多数是男性的视角。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文人士子也逐渐改变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开始从相对封闭中走出来”，越来越向平民化靠拢。一贯被传统文学观念视为“鄙野之言”“淫邪之辞”的小说繁荣发展起来，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小说渐渐成为弘扬个性与理念的工具，越来越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从《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再到《红楼梦》，我们会发现一这个样现象：人物形象从以男性为中心渐渐过度到以女性为中心：从赞美男性、贬抑女性到否定男性、赞美女性，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小说创作者的创作角度在发生悄悄的变化，作品中人物的女性意识和作家的女性观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
《三国演义》是一部写英雄的小说，作品中的男人就是英雄的代名词，他们要么争夺天下，要么各为其主，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身上充 满英雄主义的豪情。家庭和亲情在他们的生命中仿如云烟，虚无飘渺、不留痕迹。相反，男性之间的兄弟之情却被他们置于极高的位置，甚至超过生命。女性在作品中处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种点缀而已。这些女性大都没有自己的姓名，她们的身份是某人的委子或某人的女儿，这些身份是杜会赋予她们的，她们欣然接受了社会为她安排的物化且奴化的身份，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从属的、第二性的位置，努力地践行着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种规范，甚至自觉赴死。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己的情感。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女性整体上丧失了女性的主体意识，陷入麻木的生活状态。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一样，也是一部以刻划男性英雄为中心的小说，但女人的形象与《三国演义》中的女人形象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两类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对《三国演义》的超越。一类是淫妇形象：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一类是梁山女英雄形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齐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潘金莲们对自己的丈夫均不满意，她们不甘于这种死灰般的生活，于是选取了性爱作为自己情感的突破口。抛弃了世俗规范给予女人的束缚，恣意投入，结果遭到了男性们残酷的杀戮。作者大力渲染杀人的血腥过程，用残酷的暴力警示女性：要安分守己 ，终此一生 。为了宣扬这种观念，作者甚至不惜大力丑化女性，把潘金莲这么个不慕富贵、有主见的女人写成是天生淫荡的，旨在告诫男性：女人是祸水，千万别靠近，否则就会被“逼上梁山”，成为“国”与“家”的罪人。她们成了被男性中心意识异化了的群体。孙二娘、扈三娘、顾大嫂是108将中的三名女将，她们从家庭中走出来抛头露面，表现得丝毫不比男子差。她们梁山英雄的形象客观上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超越，但是，从她们身上我们感受不到对传统超越的快感，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悲哀。她们空有女性的身份，却没有女性的特质和情感，也是一个被男性中心意识异化了的群体。两个异化的群体无形中昭示了作家的女性观：好女人应该做男人眼里的女人，即安分守己，无欲无求，顺从接受男人们的安排，成为男人们的工具，工具自然没有性别。女人那点可怜的主体意识还未萌芽就遭到了严酷的扼杀，从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意识是怎么被男性世界肆意解读与诠释的。
《西游记》虽是一部神怪小说，但它描写的世界分明是人类世界的缩影，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熟悉的女性形象——扈三娘和潘金莲们，但是又不大相同。女妖是《西游记》中女性出场的通常面目，她们大多美貌且武艺高强，她们对情爱和性爱的追求强度大大地超过了《水浒传》，她们的女性意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水浒传》的继承与发展。
她们不像扈三娘，任自己的婚姻由人安排，相反她们独立自由、无所羁绊，大胆地抛却传统“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姻制度，常常以天地为媒，主动地去追求性爱和情爱，她们比潘金莲们更为主动、更为勇敢。可是，最后她们的追求全都破灭了。在男人的眼里，她们是作为“色”的代名词而存在的，她们存在的价值只为了衬托唐僧对理想追求的执着，唐僧师徒们拒绝或离开这些女性义无反顾地一次次踏上西天取经之路，正是这些男人们摆脱“色”的诱惑的过程，最终他们战胜心魔，修得正果。唐僧师徒的胜利恰恰是女性意识被抑制、被丑化。于是，女人，尤其是主动追求婚姻和性爱的女人们由“祸水”的地位上升至“妖佞”，也就是说，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意味越强烈，她们被异化的程度也就越强烈。
晚明以来，随着声势浩大的个性解放思潮的出现、发展和高涨，对女性的地位、 价值的认识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某些新的女性观。到了《红楼梦》，男性作者曹雪芹是女性同情论者，他通过自己的作品为女子鸣不平，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致力于表现女子们的才情，赞美她们为争取女性权利所作出的努力，对她们不幸的命运表示同情。在他的笔下，女性成为作品中的主要表现对象，不再居于衬托男人的配角地位，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觉醒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红楼梦》所具有的强烈的女性意识，已超过了之前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到达了古代小说的顶峰。鲁迅先生指出过：“王千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以说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自有《红楼梦》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红楼梦》深刻揭示了明清女性文化在自我发展与礼教束缚之间的困境，其女性观具有深刻的哲理意蕴。即此而言，明清女性文化显然为《红楼梦》独特女性观的产生提供了契机，而《红楼梦》对女性文化的审思不仅促进社会关注女性问题，而且提醒女性从自我出发追求女性的真正独立，又以“闺阁良友”的姿态为女性和女性文化的解放作出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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