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著于1968年的政治学经典，当时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自二战后纷纷踏上现代化之路，但成功者寥寥无几，大多数国家反而陷入了军事政变、寡头政治、街头政治的无尽混乱之中。于是，针对这些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所涌现的问题，亨廷顿展开了对现代化和政治秩序的讨论。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集大成的过程，也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随着现代化的发生，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随之发生变化。
现代的内涵十分丰富，从心理的层面讲，现代化是指人们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的根本性转变。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十分保守，他们不相信人能改变并且具有控制能力，他们愚昧的忠诚于家庭、村社或宗族等与自己直接相关的集团，他们追求个别性的价值观，地位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而现代化的社会或者说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就与之相反。持现代化观念的人们相信改变，他们追求更加普遍的价值观，忠诚于更大更抽象的集团，成就取代地位成为了衡量个人的标准；从智能的层面讲，现代化是人类对自身所处的环境认识的扩展并把这种认识在全社会传播；而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现代化则是指生活方式的改变、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的显著提高等等……
现代化包括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着重阐述了政治现代化。他把政治的发展分为传统的、过渡的和现代的三种类型，而政治现代化就是从传统政体到现代政体的一种运动，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变革和解体。
他认为：“国家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统治形式而是统治的有效程度。”在亨廷顿的观点里，那些在貌似现代的“民主”制度下，孕育出充满混乱、腐败和衰弱的社会的第三世界国家要想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即一个能平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他提出：“政治秩序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大量的社会问题来自于政治制度与社会势力参政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一个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就是一个在扩大政治参与的同时能够实现政治制度化。
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集权的阶段、扩权的阶段和分权的阶段。第一阶段面临着源自于传统势力，即封建贵族、宗教势力等对现代化的抵抗，这时，要想打破传统势力的禁锢，需要能有效“集权”的政治制度；第二阶段的面临着来自于现代化产生的新兴力量，如商人、工人、军队、知识分子、农民等的利益诉求，此时，只有“扩权”才能满足这些新兴力量参与政治的愿望；而第三阶段面临的则是源自于具有现代性的稳固的社会势力的利益诉求，需要有效的“分权”。而亨廷顿所说的：“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的原因也在于此——现代化的过程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现代化在不同的阶段面临着不同利益集团的挑战。
在传统社会中，传统的社会势力、利益、习惯和制度根深蒂固。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贵族、宗族、官僚等统治着社会，传统权益错综复杂，社会势力盘根错节。他们想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害怕改革和革命会打破现有的统治基础从而威胁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们坚定地反对社会变革，他们成为了反对现代化的第一批强有力的力量。如何摧毁这些传统势力，是现代化推行者面临的第一个困难，他们必须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样就带来了第二阶段的问题。要摧毁盘根错节的传统权益，就必须动员新的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然而，伴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参与政治的人确实越来越多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商人、改革中最强有力的推动者知识分子、迫切需要获得利益的无产阶级的农民工人……纷纷参与到政治中来。然而现实是，政治体制中没有足以容纳他们参与政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摧毁传统势力必须要求权力的集中，权力的集中却不利于扩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不平衡就带来了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衰朽。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社会便会陷入无休止的军人政治、寡头政治的混乱之中。现代化的推行者进退维谷，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猛烈的抵抗，实在棘手。等到他们终于处理好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平衡，第三个迫切的问题又随之而来——参政团体进一步要求分散权力并在各团体与机构之间确立相互制约的制度。这一阶段，矛盾主要集中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中。各个政治参与团体都要求自己能获得权力，同时又不希望其他集团的权力过大，采取怎样一种分权制度的问题迫在眉睫。各个利益集团为了争权夺利纷纷动员其他社会成员，争取他们的支持，或发动政变要求重新分配权力。这样的做法免不了带来社会的动荡。
政治现代化的则三个阶段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划分，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冲突与动荡存在于每一个阶段，现代化的进程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现代化的过程总是滋生着动乱。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这一观点还提出了一个与普遍认为的不同的观点——贫穷不一定带来动乱，这一点与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论证的观点十分相似。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当然存在者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复杂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发展能带来政治稳定，而动乱总在贫穷的地方发生。就像亨廷顿说的，导致动乱的是现代化而不是贫穷与落后。
在已取得相对高水平经济发展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政治稳定性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意味着政治稳定。而在那些经济发展本就相对落后的国家就不一样了。18世纪的法国就是这样，法国大革命爆发在就君主制最繁荣的路易十六时期，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贫穷本来就是政治稳定的保障。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提到人们的需求层次分为五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个理论反映出两点，一是人人都有需要，某层需要获得满足后，另一层需要才出现；二是在多种需要未获满足前，首先满足迫切需要，该需要满足后，后面的需要才显示出其激励作用。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通常对食物的需求量是最强烈的，其它需要则显得不那么重要。此时人的意识几乎全被饥饿所占据，所有能量都被用来获取食物。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吃，其它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当人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如安全的需要。同理，在贫穷的年代，如何活下去才是人们所关心的，他们没有心思去关心社会变革的宏图大计，仅仅关心自己这顿是不是能吃饱，下一顿是不是还有得吃。但是，当基本生理需求得到了满足，人们就有心思关心政治了。资产阶级开始寻求与他们新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农民开始意识到自己本可以和上层阶级活的一样好……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教育水平等的提高带来了人们愿望和期待的提高，刺激着他们投身于政治。这个理论放在一国之内也如此，动乱和变革总是先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而改革在保守的农村往往会成为社会革命的替代物。
在前文中反复提到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正是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所阐述的重点。政治的稳定与否，是由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在较为稳定的公民政体里，制度化程度高而政治参与相对较低；在较为动荡的普力夺社会里，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显然，普力夺社会是一个政治衰朽的社会。
在普力夺社会的一切阶段里，不论是寡头普力夺、激进普力夺还是群众普力夺，冲突、暴力与动荡都是他们的主要特征。在普力夺社会里，各种社会势力相互赤裸裸地对抗，他们对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的合法而权威的途径不存在什么共同认识。各个利益团体简直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搞政变。他们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都想在权力的分配中横插一脚，谁也不让谁。
在19世纪的拉丁美洲，西班牙就是一个寡头政府主宰的普力夺国家。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全欧洲引起了混乱，法国最终占据了欧洲大陆包括西班牙的大部分区域，这在西班牙引发了一场成功的、但又是毁灭性的独立战争——这场战争最终拖垮了这个国家，西班牙政治制度上产生了极大权力的真空。于是当地欧洲人的后裔便想照搬美国和共和政体法国的宪法章程来填补这个真空。然而西班牙此时还是一个极为专制和封建的社会，大地主、教会头面人物和我有君权的人是住在社会的势力，各种社会机构的权力划分十分模糊。家族、集团、部落之间为权力、财富和地位进行着无情的斗争，共和制在这里根本无法扎根。于是，西班牙各种社会势力壁垒森严，政治制度软弱而低劣，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导致这一切的正是因为西班牙试图强行推行一套不适合他们社会的共和制机构，导致社会参与扩大而政治制度落后。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因地制宜的进行社会变革——改革或革命，以推行一套真正符合社会现状的政治制度。此时的西班牙经济发展也相对落后，社会传统性强，所以通过费边主义和闪电战相结合的革命形式也许更为容易。现代化的推行者应该广泛动员农民等社会势力，同时针对国内存在的问题一步一步解决以最大程度的减小改革的阻力。同时，他应该建立政党组织，毕竟“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只有政党才能永久地填补权力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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