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即对魂魄的召唤，是旧时中国信仰的一种民俗。它是指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的一种妖术。之所以把“叫魂”称为妖术是因为不同于“巫术”的与生俱来，“妖术”是任何人都可以学得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妖术，在1768年的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768年，也就是叫魂在中国民间引起妖术大恐慌的那一年，正值中国清朝乾隆皇帝弘历统治下的盛世。1768年的中国是怎样的呢？在政治上，乾隆是清朝的第四位皇帝，国内政治环境基本稳定，和平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但是，于1768年之前发生在民间的“伪稿案”以及“马朝柱谋反案”却也奠定了一些不那么安定的因素，以江南为中心的汉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瘤也在侵害者大清朝的活力腐化着满族官僚的精神士气，官场腐败之气日益增加；在经济上，由于十七世纪美洲引进的各种新作物——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适于在干燥的高地上生长，人们可以迁徙到难以浇灌的山坡地上，内部疆域的束缚被打破。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使得这一时期人口激增，较十八世纪初几乎翻了一番。同时，国外流入的大量白银、铜器使得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手工业也因此得以发展，地区性的交易体系不断扩散发展几乎覆盖了每一个农民。经济总体而言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物价也在这一时期飞涨，通货膨胀的横行，地区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在社会环境上，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乞丐、乞僧等下层边缘人士数量增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人们的敌意与焦虑随之增加；而在文化上，那时清朝已统治中国上百年，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满人汉化已基本完成，弘历和他的祖辈、父辈一样，仍处于既要维护满人的独特性又要适当汉化的尴尬境地。而在民间，无知的民众们也认为灵魂与躯体可以分离。
这些都为1768年叫魂在民间所引起的恐慌奠定了基础。政治上的威胁使乾隆帝弘历极为敏感，与其说弘历发动妖术清剿是为了使民众摆脱恐惧，倒不如说是弘历对叫魂背后隐藏的政治阴谋——有人利用剪辫的妖术试图引起汉人对满族统治的仇恨甚至密谋造反的猜想使他接收到民间叫魂事件后便即刻发动了全国范围的清剿；而官僚制的弊端使得清朝的官员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对上隐瞒，意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为了应付皇帝，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嫌疑人为了自保编造的故事也使得叫魂案越发扑朔迷离，这无疑增加了弘历的愤怒和民间的恐慌，弘历正好借此发动政治罪整肃官僚体系；社会人口的向下流动，使赤贫者日益增加，处于社会底层的道士僧人的队伍不断扩大，人们既害怕自己会变成这些边缘人士，也害怕这些“无赖流氓”会危害到自己的利益，因此对这些底层人士产生不信任甚至是恐惧，这也就是为什么把僧人道士和乞丐视为嫌疑人的叫魂案会如此轻易地被民众相信并且传播。同时，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不断下降，无权的民众企图通过趁着叫魂案来获得权力以满足自己的私欲。皇帝的蓄意利用，官员的滥用刑法再加上底层人民的愚昧无知，叫魂最终演变成了全国的妖术大恐慌。
在1768年爆发的叫魂案里，对人用迷药并且趁机割人发辫被视为术士叫魂主要的手段，这直接与清初的削发令产生了冲突，颇有直接反抗大清统治的意味，而极其敏感的弘历在叫魂案发生初期，即使是在与官员的私人通信中都尽量避免提及“削发”，这不禁让人生疑，弘历并未意识到此事？还是有其他原因？事实上，敏感的弘历一直认为叫魂案是“有心人”对满族统治的挑衅，但是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焦虑”使弘历甚至几乎所有官员不能在明面上提及削发。“削发”这种带有明显种族意味的举动时刻强调着满族作为外来人的身份，对“削发”或者“谋反”的提及无益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利于宣扬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独特性”和“统治合法性”的宣扬，因此面对类似“叫魂”这种直接对统治的权威提出挑战的案件，弘历只能选择讳莫如深，也正是这样，在叫魂案发生的前六个星期里，弘历强调的是“妖术”而非“削发”。
孔飞力用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对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进行了重构。第一个是涉及到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等普通民主的版本，第二个是各级官员的版本，第三个则是专制皇帝乾隆的版本。分别用三个版本对同一事件进行描述是有原因的，因为叫魂案所引发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反应完全不同。
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在面对叫魂妖术时的反应是恐惧的，他们相信妖术的存在，并且相信妖术会对自己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因此，他们遇见拥有这种妖术的术士或者疑似术士的人时，通常会对嫌疑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施以暴力或者举报检举报告地方官员。到后来，叫魂甚至成为了他们报复愁人、谋取利益的手段，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无中生有、恶意诬陷他人为术士。怪力乱神、阎罗无常本就是愚昧无知的乡野村夫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叫魂更是大大加剧了民众的恐慌，人们谈妖色变、风声鹤唳，叫魂的谣言很快扩散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恐慌；而官员则不同了，他们饱读诗书，多半是不相信所谓的妖术的，他们亦无朝不保夕的衣食无忧，更不会对妖术产生恐惧和不安。但是作为一方父母官，不管是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所在还是为了保住自己乌纱帽的个人私利，他们都不得不对民间的恐慌做出反应。而正是这样一种心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在被皇帝发现之前，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对下安抚民众，制止谣传，打击恶意挑事者，对上报喜不报忧，隐瞒叫魂案的发生。直到弘历通过自己的眼线发现了这一事实，他们才匆忙反应；而作为统治者的弘历面对妖术大恐慌在意的则是叫魂背后对其专制统治的威胁和汉人官员们欺上瞒下、敷衍塞责的不满。为了把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也为了整肃积弊已久的官僚体制，弘历发动了这场全国大清剿。
我们不难看出，立场与角度还有文化程度的不同是导致三个阶层的人在面对妖术时不同反应的重要原因。弘历为了维护自己统治，为了维护满族的统治权威与合法性；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和政治前途；而底层人民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因此，三者分别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叫魂案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
叫魂案发展到后期实际上引发了一场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博弈。随着时间的推移，叫魂案的破绽日益显露，但弘历一心想整肃这一官僚机器，因此他不可能轻易放弃对妖术的清剿。他让各地官员吧叫魂案的嫌疑人押往承德、北京，让军机大臣处理；他对各级官员施压，让他们尽快找出叫魂案的背后策划者；他批评各级官员们敷衍了事、滥刑求供。清剿成为了弘历与官员之间的暗中较量，他等着秋后算账。最后，这场较量以弘历下令停止清剿结束。一些勇敢的军机大臣向皇帝报告了这一场从一开始就很荒谬的冤案。但弘历又怎么可能承认自己的过失，他借口官员们办事不力导致叫魂案的幕后黑手逃脱，惩处了一大批玩忽职守的官员。故事到这儿，弘历最终还是获得了这场博弈的胜利。
韦伯说到，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此消彼长的，从长远来看，专制君主将会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因此，韦伯称中国政治制度为“官僚制”。但是孔飞力却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中，专断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扜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也因此，他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孔飞力认为，中国的君主与官僚可以和平相处，君主利用“政治罪”来对官僚进行统治。“政治罪”是指威胁到清朝统治的各种形式的谋反事件。这些事件不同于一般的常规事件，官僚们无法用他们的常规权力对这些事件进行处理。这就给了最高统治者皇帝一个极好的能够按照他的意愿来整肃官僚体制的机会。在常规情况下，即使身为最高统治者，皇帝也必须受到常规权力的限制，然而一遇到非常规事件即政治罪就不同了，皇帝拥有了极大地自主权。在1768年爆发的叫魂妖术大恐慌里便体现了这一点。弘历利用这一非常事件，把妖术清剿上升为最紧急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借口清剿不力惩罚官员，整肃官僚体制，让官员们再一次意识到，皇帝的喜怒哀乐与他们的政治仕途息息相关，皇帝的权力凌驾于他们之上。
但在我看来，孔飞力关于“政治罪”的看法却更加应证了韦伯的君主权力与官僚权力是此消彼长的这一观点。因为，如果要借助“政治罪”才能加强对官僚的统治，又怎么能说二者的权力是和平相处的呢？毕竟在1768年之后多次出现的叫魂事件都没有再引起像第一次那样的全国妖术大恐慌，大概就是因为，君主用“政治罪”这种非常手段来加强对官员统治的方法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实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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