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理性培养

（通讯员 张智云）教育实践者对教育理论的追寻，就如同哲学家对上帝的追问。哲学家们在思索宇宙起源的同时，实则也是在思考自我存在的绝对位置。上帝无疑是人的神化，美的极限化，人与上帝的绝对距离使得思考者明白历史之所是、确定当下之所在的同时理清自我与上帝的差距从而明白未来之所求。对于教育实践者而言，教育便是对这样的理想模型的现实呼应，一种源于教育者在社会历史与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之下所构建的具有超越性的模型。

而被束缚者对自由总会保有非理性的狂热，他们沉浸在非现实的“自由世界”中不能自拔。当有一日自由者在其身旁呼唤并尝试呈现一幅真实的自由画面时，他们又极易陷入一种迷惘的不安中。对虚假平静的追求会让他们以假想的神化世界取代现实，最终沦为虚妄的仆婢。

人类一切的想象都以现实表征为依据，我曾一度好奇爱弥儿的原型出处。卢梭自传中曾言《爱弥儿》构思二十年，三年写成。一部爱弥尔更像是卢梭对他周边世界善与恶的提炼，以此诠释契约社会人类的理想模型。自然人来自人类内心深处隐藏的真实自我，而人类的解救也只能依靠善的意识的自我觉醒。而卢梭塑造的爱弥儿好似彼岸中关照此岸的至善模型，使人不自觉低下高贵的头颅重新审视自我。卢梭无疑在搭建自己的理想模型，他在试图用理想人来冲破现实的不堪以求达到人性的至善。就像人与神始终保持着绝对距离，理想的爱弥儿终究是存在于卢梭的彼岸世界。战乱与不公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人类的头顶，而我却似乎只能怀抱着对世间男男女女善的信念以希冀着此岸世界的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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