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红灯区，大多数想到的是荒淫与堕落的渊薮，对身处其中的女性更多也是话语上的指责，贪婪无度、爱慕虚荣、道德败坏，被污名的命运掩盖了她们自身的差异，梦想、欲望、工作、生活被压缩在社会阴暗的角落，而要想在夜色阑珊、霓虹闪烁之中理解她们仅仅依靠社会科学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一种真诚的理解与以生命体会生命的过程成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这正是《她身之欲》一书所秉持的立场。
《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丁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她身之欲》的作者丁瑜现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她在书中不断反思以往研究中“价值中立”所导致的偏见与误识，倡导将丰富的情感与个人关系反思性地运用到研究过程中，透过情感的投入去理解这些女性复杂的工作、生活经验，探知她们隐秘的欲望世界，将个人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实践放置于农村到城市、传统到现代的宏大变迁结构之中，借以理解她们在流动与变迁之中如何建构自身的自主性，实现成为情色/性主体、都市主体与现代化主体的欲望。
更喜欢被称为“小姐”而非“性工作者”
长久以来，对于性产业女性从业者的命名一直聚讼不已，“三陪女”、“妓女”、“卖淫女”、“小姐”、“性工作者”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名称中所缺失的是被命名者的声音，我们很少听到她们自己真实的想法，她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些种种不同的称呼。丁瑜在书中着重分析的是“性工作者”与“小姐”这一对称呼，前者主要是学界在提倡使用，如潘绥铭、李银河、黄盈盈等，“性工作者”的命名在实现一种去道德化效果的同时以工作的名义去保障女性从业者的合法权利和人权，并进一步追求娼妓的非罪化与合法化。因此，“性工作者”的命名更多的是指向权力而不是从业者的内在叙述，在经由学者转述去实现反权力与污名的斗争的过程中，女性自身的主动性丧失了。
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李银河：《新中国性话语研究》。
因此对于“性工作者”的称呼这些女性并不买账，“性工作”一词将“性”的突出反而加重了污名，有失含蓄委婉，而称为“工作”却不能提供工作的稳定与尊严，这样一个称呼上的改变并不会带来实际的改进，相比之下，这些女性还是更倾向于“小姐”的称呼，而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则以“玩”、“做生意”、“出来”等模糊的说法代指，从而降低污名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之所以偏向于“小姐”的称呼，是因为对于这些大多数农村出身的女孩子来说，“小姐”是一种都市与现代的象征，代表了一种开放、灵活、独立、成熟的形象，异于她们所离开的那个农村世界。书中提到一个女孩阿芳的例子：
“第一次有人叫我小姐，是我去深圳找一个朋友玩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带我去逛街，去买护肤品。那个导购说‘小姐请等一下’、‘小姐你试试这个’……我就觉得，哇，好像自己都不是农村人了。我们家乡从来不这样叫女孩子的，都是叫大姐啊、女娃娃那些，谁听过这样叫的，觉得很洋气……后来我进了夜总会，真的做了小姐。这个小姐不同于那种的，我知道，但还是觉得，好过说做‘鸡’呀！小姐就小姐。”
我们可以看到“小姐”的称呼远比“性工作者”灵活，它的形象多元而开放，提供了一个暧昧模糊的空间有利于女性塑造自己的性别形象和气质，而不是像“性工作者”那样将女性形象固定在性之上。通过对“小姐”概念的挪用女性至少获得一种策略性的空间反转社会所加诸她身上的污名与指责，但这样一种小策略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些女性处处被污名的命运呢，现实似乎并不乐观，她们所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微小的抵抗的空间。
“小姐”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与欲望
本书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作者将分析的触角深入“小姐”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与欲望，还原了她们与普通女孩子一样的快乐、烦恼、忧伤，“小姐”在书中不再是大众文化中的失足卖淫女或是官方论调中的道德堕落者，而是有血有肉的年轻女孩。她们会为自己男朋友或丈夫的不争气而难过、愤怒，有女孩靠自己站街挣钱供养男友吸毒，想要脱离这样的关系却又极度渴望被爱，而每一个走出农村的已婚“小姐”背后大都是拥有一个令人失望的婚姻，还未结婚的“小姐”则在这一问题上反复纠结，有时是以世态炎凉的心态悲观面对，有时又渴望完美的婚姻，总之情与欲的纠缠带来挣扎、徘徊、犹豫，这在“小姐”中成为常见的心态。对于这一局面我们很容易去指责说是她们自找的，当初如果不选择这条路不就没这些问题了吗？但当我们换一种眼光去看待她们时，会发现其实她们可选择的道路并不算多。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罗丽莎：《欲望中国：新自由主义、性与公共文化中实验》。
潘毅在她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一书中认为，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距带来了虚空感与匮乏感，它们进一步放大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欲望。女性在消费欲望的促使下走入生产环节，形成了庞大的“打工妹”群体，但生产环节的残酷剥削与压榨使得城市并未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给她们。在这一背景之下，做“小姐”相比于在工厂劳作就成为一项冒险的“实验”，这并非是由于堕落或道德败坏，更多像是在面对不确定时的尝试。
在美国学者罗丽莎（Lisa Rofel）看来，这种尝试更是成为欲望主体（desiring subject）的过程，欲望主体更多地去追求自我的呈现和表达，在消费主义中重塑自己的形象，离开工厂去做“小姐”正是欲望主体的表达，它包含了对宽裕生活的向往，对时尚的追求，对物质生活的渴望和对个人自由、情感自由的想象，而不再简单将所有原因归于经济。做“小姐”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为了钱，从受访者的叙述中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心声：放弃不满意的婚姻生活，离开一对一的婚姻关系，想过都市生活，想变年轻、现代、性感、时尚，想有更多个人自由和个人空间，想要更好的生活环境，想有性自主权，想享受性快乐，想看外面的世界，变得更成熟等等，所有这些心声都是一种欲望驱动下的选择，对未来的想象和安排正是通过欲望的驱动被安置在这一个暂时性的选择之中。
“小姐”表面的都市化
但是做“小姐”似乎并没有让她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人，她们所拥有的只是表面上的都市化。她们不可能像城市同龄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稳定的工作，她们没有社会资源，甚至没有居民身份，对于城市来说她们依然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她们只能在身体或消费上做一些表面整饰帮助她们融入城市。
作者提到了三种可资利用的策略。一个是身体与外表的整饰，通过服装与化妆品进行印象管理，在“小姐”的日常开支中化妆品、衣服占了1/3以上，作者有段时间住在访谈对象家中，发现在她简陋狭小的家中却有一个不相称的“超大”衣柜，几乎占了房间的一半空间，里面的衣服更是纷繁多样。对于“小姐”们来说，合适的穿衣打扮是进入城市生活的切入点，而她们也正是通过在这上面的消费体验到了都市的味道。
第二种策略是社会网络建立，网络一方面通过信息的传达改变着她们对世界与生活的看法，同时网络也维持了重要的社会资源，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成为她们融入城市生活和都市文化的一种方式。
第三种策略关乎日常生活方式，如居住、购物、饮食、娱乐等日常生活的实践，通过它们拉近自己与城市的距离。实际上在“小姐”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这样的策略，如在夜场中的肆意妄为恰恰是维护了自己“主人”的身份，后台的等待与调侃成为一种情绪的宣泄，降低自我标准为自己行为寻找合法性，通过聚居的方式为自己在城市的陌生性中寻得保护等等。
尽管上述策略并未帮助“小姐”们真正融入城市，但这些日常生活的行动却赋予了她们实现自我、改造自我的可能，这样一种自主性与自我形象的提升会累积成为她们的“性资本”，以对抗生活中的种种不利。当然这带来的是另一个结果，“小姐”们也会由于“性资本”的差异被分为三六九等，我们相信那些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女性可以轻松地利用“性资本”化解生活中的不利，但对于那些没有多少“性资本”的女性呢，她们的日常生活的困顿与无奈又是如何度过的，显然本书并不能给出很好的答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本书多少带有点“玫瑰色”的浪漫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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