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新京报一篇《读经少年圣贤梦碎：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与读经教主王财贵的产业链条》的报道，掀起了关于国内十年来“国学热”和“读经运动”现象的讨论。报道探访了一些在台湾学者王财贵“老实大量读经”思想体系所掀起的读经热时期，曾经在家长的引导下离开体制教育、进入读经学堂的学生。他们中最早的一批今天已经成年，或又重新以自考的方式回归了体制教育，或因难以适应而又不得已回归了读经学堂。回首往昔，十年的读经学堂就像是一场残酷实验。
此事的舆论焦点王财贵教授在9月3日接受了儒家网的专访，针对这一舆论风波，他希望这些反对与质疑早日过去，让教育思想早日回归本位，让教育制度早日合理化。他同时提及，他二十几年来的努力与期待是希望读经完成体制化，最终进入国民教育体系。
王财贵在回应柯小刚教授对于“基于他思想体系下的‘读经运动’给整个传统文化复兴事业带来负面影响，致使狂热分子失望，转而站到了攻击传统文化的一边”时说道，“科学技术都难免出例外了，生命之事，更形奥秘复杂，教育既然是生命之事，哪种教育不会有令人‘失望’的情况发生呢？” 而回应公众对读经运动的“宗教化”指责则说道，“所谓‘教主’‘宗教化’‘造神’‘超越了教育的界限’云云，彼实不识宗教之意义而任意贴标签也。”并认为媒体不安于平实地表述事实，有意虚张声势贴“宗教”的标签来引起众怒。最后，他指出，读经界内的学堂各不相同、因材施教，不同于一般教育，凡九岁的学生都学三年级的语文和数学。学问是多元的，人才是多元的，教育也需多元。读经正是多元的教育。
公众号“问对教育”8月30日发表一篇《中小学要不要读经，这个问题1935年就被学术大咖们讨论过了》，作者黄晓丹指出， “读经班”的流行正在改变人们对于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想象。在这样的想象中，“读经”被寄寓了拯救道德沦丧、提供商业智慧、重塑家庭伦理、增加民族自信等种种希望。
黄晓丹回顾了1935年蔡元培、胡适等人都参与过的关于“读经”的讨论，认为，八十年前这场讨论的优势在于，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在1912年中小学取消读经之前度过了青少年期，很多人跨越了旧式和新式两种教育形态，而八十年后今天的讨论却已不容易建立在这样的共识之上。这不是因为研究的深入而导致的观点变化，而是因为对于研究对象的隔阂和疏远，导致大量的臆想羼入事实。
1935年这场读经争论的真正议题是“是否应该鼓励社会性的读经运动，甚至以行政力量将它强制性地纳入中小学课程”？ “读经”争议双方集中在三点上进行了辩论：第一：通过读经能达到现代社会的教育目标 VS通过读经来达到现代社会的教育目标是低效的；第二：社会危亡是废经的结果VS废经是社会危亡的结果；第三：以“读经”维护“文化本位” VS 以介绍和创造实现“文化复兴” 。在1935年这场讨论中，大部分支持读经者最纠结的问题也是如何让学生懂。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恰恰是“讲经”、“通经”而非“读经”，才是学术的正统。
最后，黄晓丹指出，“读经”被寄予了解决健康、家庭、经济、道德等多种问题的期待。而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所依赖的是一套被曲解了的“伪经”，以及从未成为过主流的“反刍”盲读法。
澎湃新闻发表了一篇柯小刚教授的演讲稿《柯小刚：不是要打倒读经，而是帮助读经》。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同济复兴古典书院院长柯小刚教授身处“当代儒学教育”第一线、长期观察民间读经运动，常发表建设性意见。他自己也开办书院，在业余时间教授国学。
柯小刚教授自身对“读经运动”的态度经历了很大的转变。起初，他认为“读经运动”把一百年来备受摧残打压的传统文化第一次带进大众视野，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大众支持，对于儒学复兴而言，功不可没。比起成人国学热毫无批判性地迎合当代需求的国学文化消费，读经运动反而显得更有当代的批判性——极端化为宗教形式的“反体制运动”。然而，柯小刚以及其他儒学学者很快便发现，目前的读经运动情况恰恰是极端的体制化、僵化和“应试化”。读经运动只不过是把体制内基础教育的内容完全替换为传统文化经典，而且是不允许讲解的、强迫背诵的、意义锁闭的、僵化的经典。读经运动是立足于自我僵化的“儒学”，用一种高度体制化的“读经教育”来批判当代教育体制和社会价值观，丧失了儒学的建设性，同时也就丧失了儒学真正的批判性作用。
柯小刚把这一现象归咎于传统文化土壤的贫瘠、教育生态的畸形。读经运动的产生，诚然是出于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尤其是对现代体制教育的反动，然而读经运动本身却成了一种现代性病症的体现。在他看来，近年来日益风行的“国学热”和“读经运动”，恰恰运行在文化革命-商业传销-政治宣传“三位一体”的“社会运动”轨道上，创造了越来越简单化、可复制的连锁读经培训模式，以及越来越成熟的“国学文化产业市场”。这些东西貌似属于“传统文化”，实则毫无古典心性，完全是从属于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点“古典文化消费”、“国学心灵鸡汤”。
如何“帮助读经”，在柯小刚看来，是要把儒学看作一门生命学问。儒学教育在当代社会的任务，首先必须介入当代教育实践，为当代社会提供批判性的观察和多样化的探索，帮助现代教育克服“见器不见人”的根本缺陷，回归“人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公民培训和劳动力培训的质量。
现代性批判不宜采用现代惯用的运动形式、革命形式、非此即彼的激进形式，而应该回到因势利导、潜移默化的古典品格，用保守的态度做保守的事业，不要用激进的态度做保守的事业。
中产对子女教育的焦虑
公众号“半城”本周发布的一篇《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引起了大量转发。本文指出，底层人民正越来越多地放弃高等教育；而5%上层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在国际学校，不参与高考的竞争游戏；而中产家庭则对孩子的教育问题越来越焦虑，生怕孩子一不小心流入底层。
教育是否还在承担促进社会成员的阶层流动的功能？作者余秀兰指出，教育面前机会不平等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此外，社会差别通过代际更替具备一定的遗传性，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放大和强化而传递给下代。
在余秀兰看来，教育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隐秘再生产的途径。上层家庭的父母用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为子女提供了最优质且稀缺的教育资源，这些出身背景相似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只和同样社会地位的孩子社交，形成上层精英封闭的人际网络。底层社会放弃高等教育这个中产阶级的孵化器，将世代都是蓝领个人。而中产阶级家庭多数孩子在普通大学毕业后将成为低收入的低级白领，要么是城市贫困群体，要么继续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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